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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语言写作与政治文明建设】

发布时间:2019-01-11 15:27:18 影响了:

  [摘 要]意识和思想对于物质世界和社会现实具有强大的反作用,而作为其根本载体的语言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写作即运用语言对世界与现实进行设置与标示,坚持语言本体、文本神圣和文行一致,才能使政治文明建设真正取得实效。
  [关键词]语言写作;政治文明;语言本体;文本神圣;文行一致
  [中图分类号]H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5―0148―05
  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人们的意识和思想对于物质世界和社会现实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在某些特殊的领域,作为意识和思想载体的语言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社会的许多方面,我们对世界与现实的把握靠的是语言的设置与标示,所以必须坚持语言本体、文本神圣和文行一致,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并真正取得实效。
  
  一、坚持语言本体
  
  要说明语言写作与社会政治的深层联系,必须弄清语言与思维、存在的统一性,准确把握语言的基本特性。
  语言文字的创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突变,由结绳而治到文字产生,这一飞跃性的变化,是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关键一步。文字与结绳的职能一样,都是对事物的命名和标记。命名,使事物从其背景中凸现出来,变为与人具有特定关系的对象,成为人的意识捕获的猎物;而标记(或记录)则是用绳索将已经认识的事物牢牢地捆住,以防它滑脱(遗忘),重新跌进无边的混沌。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文化就是人用自己的意识对自然和社会命名和标记的过程。政治建设也不例外,文字产生之后,“黄帝用之,官治民察”,就是让百官和民众按照用文字写成的条文规则办事的结果。文字具有巨大的魔力与显著的功效,它既是人类意识建构的基础,也是社会精神文明的本体。
  关于语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经济形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得十分清楚:“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正像从另一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一样。”又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语言、思想与存在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因为离开了语言,纯粹的客观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或然的存在,而语言作为对存在的确证,它使存在成为意识到了的必然的现实。
  基于对语言、思维、存在一致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持写作的反映论,注重现实存在本身,将现实及其本质摆在决定性位置,并以之作为写作的根本参照,特别强调语言(即写作)对现实的描绘与对其本质的揭示。但是,后来出现的语言工具论,尽管也指出了语言同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但终究还是把思想看得高于语言,而仅仅把语言看作思维赖以进行的媒介和材料。从逻辑上看,工具论有将语言与存在、语言与实践、语言与思想分离的意向。这就容易误导人们对于绝对客观存在、超越语言的思想的无益追寻。
  20世纪以来,哲学的发展出现了“语言的转向”,这一变革被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海德格尔在承认语言、思维与存在相一致的基础上,赋予思维和语言以本体论的意义,把它们当作存在的直接体现,让语言直接与存在通融。他的名言是:“存在在思维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诗?语言?思》)认为存在唯有在语言中显现,我们只能在语言中和存在相遇。我们所领会的存在乃是语言的存在,这就是语言的本性,亦即语言与存在的深层关联。如天空、大地、山、树等等,如桌子、政府、农村等等,我们只能凭借语言才能把握它们的存在,否则,存在对于我们只能是混沌一片。海德格尔说:“语言凭其给存在物的初次命名,把存在物导向语词和显现。”(《诗?语言?思》)他认为语言不是交流,更不是交流的工具,而是以显现、敞开、照亮的方式呈现世界,使物由遮蔽走向敞开。语言凭借命名的力量,使各存在者呈现出来。关于艺术,海德格尔说:“艺术作为发现,本质上是历史的。这不仅意味着,艺术在外在意义上拥有历史,在历史进程中,艺术伴随着其他事物出现,并且在此进程中,艺术改变和终止以及为历史学提供变化的形象。艺术作为历史在根本意义上是奠定历史。”艺术创作,作为写作的一种具体方式,具有创造历史的功能。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思想,强调了语言与存在的统一性和语言及其运作方式的创造特性,也就是存在如何进人人的意识以及历史如何被书写下来的问题。海德格尔的观点及方法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相互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就意识对存在而言,是统一(同一)和反映;在海德格尔这里,就意识对存在来讲,则是创造,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运用海德格尔的视角观察,可以发现语言及其运作方式的多种创造性功能。
  第一,创造物与世界。语言产生于人类进化的特定阶段,它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弹性的符号系统,语言在其产生之日起就开始被重复使用,通过具体的运作方式产生一个个的文本。《老子》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宇宙的发展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认为,世界的产生始于“天”、“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进而产生人类社会,“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接着有夫妇、父子、君臣、卜下、礼义等等。《圣经》认为,“神”用了六天的时间,创造出了天、地、光、水、太阳、月亮、众星、鱼鸟、野兽、植物等,并按自己的形象造出了男人和女人。这都反映了人类认识周围事物即给存在物命名的过程。语言是一个弹性无限的系统,人类把认识到的事物起上名称放进仓库,从而建构起了庞大的知识体系,于是存在物与世界就诞生了。所以,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人所意识到的世界是由语言创造出来的。
  第二,奠定社会历史。历史具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态,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曾经、正在和将要指涉社会现实的制度、条文等,并不单指专门的史书。语言的写作,不仅产生了《春秋》《史记》《资治通鉴》那样的史学著作,描述曾经发生的史实,更重要的是写作可以直指现实社会,设定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或日语言作为政治、法律制度的标示。政治、法律制度是运用语言写作的文本,即具体的言语。即使国家的行政机关、法律设施,也必须以语言文本作为依据和索引,否则社会就会陷于无序状态。语言写作可以设计、造就、改变现实的状态,语言的写作成为政治行为、经济行为和法律行为。
  第三,塑造艺术形象,或日语言作为想象世界的本体。文学属于较之政治和法律离基础更远,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它往往通过上层建筑中政治、法律制度等中间环节而间接地受到经济基础的支配。文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与特殊性,这种特定的位置影响到它对语言的操作方式,它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它用语言把握现实关系,表征世界的真理,优秀的文学对社会的政治 文明起着积极的辅助作用。
  第四,虚构彼岸世界。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极乐世界”均属此类,它表现了人超越自身局限的愿望,克服和弥补现实缺陷的努力,如宗教的文字典籍。但是形形色色的邪教则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鼓吹宗教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宣扬迷信邪说以扰乱人们的思想,危害现实的政治文明秩序等等。
  
  二、坚持文本神圣
  
  荣格有“集体无意识”理论,其实“集体无意识”只是社会意识的一小部分,构成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是集体意识。社会集体意识主要表现在语言的使用方面,一个时期的语言支配着人们的思想 观念。深入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个时期人们所操的语言具有鲜明的特色,即如使用非常普遍的一个称呼语,由“同志”到“老板”的变化,实际上就代表了我国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战略转变。而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更是一个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主体。不言而喻,这些规范均是语言写作的“文本”,它们所使用的都是一个时期社会的流行语言,是社会集体意识的集中体现,它的功能表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地进行语言文本的写作。理论上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换言之,即政治上的成熟往往体现在政治理论对于社会实践的规划与先导方面。2002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问题,并把“文明执政”和“执政为民”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主要是为谁执政和怎样执政的问题。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更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明确指出:“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十六大报告作为我党的纲领性文件,体现在思想建设方面,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本身就是一个从理论上进行文本建构的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任何重大社会实践的成功都必须依靠正确理论的指导。我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历程,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实二者就是同一件事情。《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井冈山的斗争》等文本写作,奠定了我党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明确了革命目标、领导力量和正确道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本写作,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指导了坚苦卓绝的斗争而赢得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本写作,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测和展望,对新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建国方略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和设计,从而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错误理论指导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无疑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带来了深重的历史性灾难,“四人帮”的所谓理论家们精心炮制的一个个荒谬的文本,使中国的社会实践陷入了长达十年的混乱局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政治领域,文本写作,就是对社会格局的设置、对利益关系的区分和对实践活动的导引。因此,坚持文本神圣就是澄清理论是非,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的政治建构。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思想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靠的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语言文本《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二,发挥语言文本的深层约束力。坚持文本神圣,就是真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当回事,真正把国家的制度、法律和规章当回事,特别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把这些作为基本运行程序的文本装进自己的大脑,内化为支配和约束自己言语行动的根本信条和唯一指令。目前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最根本的就是要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它的内容与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再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贯穿着一条基本的主线和基本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在它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注入了崭新的理论内容,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理论形态。“政治文明”也是如此,它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和具体内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礼制”、“人治”,还是“法治”、“德治”,都是特定时期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具体理想追求,它通过典章制度的文本形式,奠定、设置和规范着社会政治的基本格局、运行方式和目标指向。判断一个社会先进与否,不能仅仅看它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还要看它的政治文明水准,即它的基本政治指向是什么,它的政治体制结构如何,它的运作方式怎样等等。文本的建构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前提条件,而要在此基础上付诸实施,还必须统一全体干部的思想,形成坚强的集体意识,从而指导每个干部的政治和法律行为。这样才能发挥语言文本的深层约束力量,保证社会政治意识的高度集中统一,保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地发展。
  按照语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原理,文本发挥整合人思想的功能,从深层规约人的私心杂念,从而达到一种自觉自律的状态。如果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就会出现心口不一的现象。党的有些干部甚至不少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并非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并非不熟悉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但他们的确已经在内心深处不再相信这些,而是按照利益的驱使决定自己的行为,于是走上了违法犯罪甚至毁灭的深渊。同样的道理,西方一些标榜“民主”、“自由”的国家,一方面有着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在世界上以文明和进步自居,另一方面却用战略轰炸机和精确制导导弹对待别的国家,不断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在这里,语言文本只是漂亮的幌子,其实内心并不真的相信,因此也谈不上认真实行。
  第三,强化语言文本的行为规范力。语言文本直接指涉社会现实,起着约束规范执政党和执政者具体行为的作用。我们常说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说到底就是严格按照语言文本办事,严格按照党的理论和文件办事,按照党和国家的制度和规矩办事。所以,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防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严格按照党的文件条文办事,就是把关于党、政、军的语言文本落 实到具体的行动。如果无视上述语言文本的权威性和规范力,有令不遵,有章不循,有禁不止,把语言文本视同儿戏,只是做给人看的“官样文章”,甚至当做骗人的“外交辞令”,随意亵渎语言文本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就会使政治文明建设变成一句空话。
  所以,只有坚持文本神圣,把文本当作至高无上的规范,把白纸黑字当作不可改易的律条,用以约束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行为,才能达到文明执政的目标,才能实现以法治国的社会理想。
  
  三、坚持文行一致
  
  由上可知,语言写作担负着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价值和意义非常巨大,而完成语言文本指涉现实的任务则更为艰巨。目前,在我国政治领域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离“文明执政”、“执政为民”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比如在用人问题上存在的不正之风,少数领导干部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行政活动中还有官僚主义残余,官本位思想仍然占据着一些人的头脑,长官意志有时候凌驾于制度和法律之上,不按法定程序办事,不尊重科学规律,决策主观随意等等。要克服以上弊端,就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整治,在确立语言本体和文本神圣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文行一致,坚持以文本规则来引导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司法运作。
  第一,彻底铲除官僚意识,杜绝行政主观随意。把执政为民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邓小平同志说过:“领导就是服务。”语言虽然简朴,却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共产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并没有自己一丝一毫的私利。党的干部的职责,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诚心诚意地为群众谋福利,领导人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最高追求和根本标准。关于党及党的领导干部的一切办事规则,全部载于《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形成的重要文件、党根据不同情况所作出的决议决定、国家颁布的各种法律法规等之中。这些文件的文本,是党和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体现,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产物。
  因此,进行健康有效的政治运作就必须坚持文行一致,不折不扣地按照文本的语法规则办事,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机关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真正实现集体领导和科学决策,彻底杜绝个人独断和主观随意,领导干部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和长官意志,严格执行政策法规,这是实现“文明执政”、“执政为民”根本目标的重要保证。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要成为全社会的表率,模范带头,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付诸实施。
  第二,坚决惩治政治腐败,真正落实依法行政。这是进行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保证。在社会转型期和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存在比较普遍的政治腐败现象,诚然有法制不够健全的因素,但归根到底还是有法不依的问题,令不行,禁不止,不能做到文行一致。有些干部,表面道貌岸然,实际上私欲熏心;白天一本正经,夜幕下无所不为;作报告慷慨激昂,敛钱财贪得无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不信马克思主义,不信党章的规定,不信用语言写作的政治、法律文本,以为这些只是骗那些老实人的文字游戏,根本就不准备去实行。分析这些现象,究其深层原因,我们固然可以说,这些人放松了思想改造,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发生了严重倾斜,迷恋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但是从根源上说,乃是对语言文本采取轻忽态度所导致的结果。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的宗旨原则、领导干部的责任义务、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等等,统统被看作无足轻重的语言表述,都大不过也敌不过自己手中的权力,因而有恃无恐,为所欲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干出了不应该干的事情,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对于这些人,必须听其言而观其行,令出法随,若敢以身试法,坚决严惩不贷,以维护党纪国法的神圣权威,以保证政治文明建设迈开坚实的步伐。
  第三,完善监督机制建设,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仅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更要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发挥各级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对党的领导干部和政府的各级机关进行有效的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把文明执政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目前正在全党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其内容与主题就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同时,在当前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进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进一步理顺党政关系,形成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执政机制,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思想教育的作用既是有效的也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加大政治打假的力度,善于识别那些假党员、假领导、假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那些骨子里已经不相信党的语言文本的人,必须凭借党纪国法进行约束、监督甚至制裁,从而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真正做到文行一致,建设和谐发展的法治社会。
  总之,只有思维正确,言说庄重,行为端正,共产党员才能永葆先进性,共产党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三个代表”,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责任编辑:周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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