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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缠绵藤 两朵凄婉花

发布时间:2019-01-11 15:27:11 影响了:

  [摘 要]李煜、李清照均因写“愁”词的别具匠心而沾溉后世,可他们选择消解愁绪的因素却有所不同。李煜偏爱于梦,其前期词作寄春梦消忧愁,后期则为托旧梦吟哀愁。而李清照更钟情于酒,其前期作品借淡酒解情愁,后期则用苦酒浇怨愁。消解因素的迥异与他们的性格、所受的思想文化熏陶及产生的“愁”情所形成的原因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李煜;李清照;“愁”;梦;酒
  [中图分类号]1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5―0159―04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诗的国度,而在这银汉当空、群星璀璨的诗词曲赋中,被后世称作“词中二李”并誉为中国词学史上双子星座的李煜和李清照均因写“愁”词的别具匠心而沾溉后世。清代沈谦在《填词杂说》中提到:“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1](P631)二李的词作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言“愁”的,尤其是后期作品,几乎篇篇写“愁”,给人以“满纸皆愁”的印象。
  李煜、李清照皆生逢乱世,都经历了由前期相对幸福到后期苦难的“滑梯式”的人生旅程,饱尝了国运变迁、人遭厄运、失偶亡国等人生苦果的滋味。他们词中的“愁”,完全是他们人生悲剧的实录。但同为婉约派的李煜和李清照,虽写的都是植根于人生悲剧这一“土壤”中的“愁”,可经过综观、对比二李的词作,不难发现在倾诉愁肠时,他们都分别集中锁定了一个以求摆脱愁绪的消解因素。李煜偏爱于梦,而清照选择的是酒。那么,他们是如何在各自的词作中借用“梦”、“酒”这些消解因素,来排遣内心的苦闷愁虑呢?
  
  一、梦境欲忘愁情
  
  梦是虚妄的映现,是人在无意识条件下旧有表象的奇妙组合。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千奇百怪、无拘无束的梦境的出现,受着现实生活和人的内心欲望的影响。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梦是一种充满含义的精神活动,它的动力始终是欲望渴望获得满足”[1](p3),“甚至包含着痛苦内容的梦也会被分析出来是欲望的满足”[2](P37)。
  李煜的词人生涯,以其亡国前后,自然分为两期,前期中的“愁”更多来自对无常人生的感叹,这时他的梦是迷朦的、缠绵的或幻灭的;后期的“愁”寄蕴了词人对于家国命运以及个人身世的深忧,于是借梦来追忆骄奢的往日,抚慰自己那孤独寂寞的灵魂,以发泄对囚徒生活无限的悲愤,这时的梦是悔恨,是“四大皆空”后的无奈与苦涩。
  
  (一)前期:寄春梦消忧愁
  表面上看,李煜生活悠游、婚姻美满,日夜醉舞笙歌,时人以为他是荒淫无道之君,韩熙载就曾讽刺他:“桃李不须夸烂漫,已输了风吹一半。[1](P233)然而细品他前期作品,却能发现在他尽情描写宫廷繁华生活的背后,总透着其他的什么东西?正如作家张晓风说的,那是”一种不安,一种需索,是不知所以的缠绵,是最快乐时的凄凉,是完满之际的缺憾,是自己也不明白所以的惴惴,是想挽住整个春天留下所有桃花的贪心,是大彻大悟与大眷恋之间的摆荡”[4](P31)。
  对江山社稷觉得忧虑,对生命生活的前途感到迷茫,因而李煜词中就有了“梦回芳草思依依,天远雁声稀”(《喜迁莺》)、“琼窗梦留残日,当年得恨何长!碧阑干外映垂柳,暂时相见,如梦懒思量”、“何处相思苦?纱窗醉梦中”(《谢新恩》)、“落花狼藉酒阑珊,笙歌醉梦间”(《阮郎归》)等一系列的“春梦”。
  其实,李煜即位后,就一直处在内忧外患的境况之中。于外,对宋主的挟制和压迫,他逆来/顷受,以谋妥协安生;于内,国穷兵弱,积重难返,回天乏术,群臣又都是守常充位的庸碌之辈。后来,手足别离,爱子夭折,娇妻撒手西归。他企图在通宵达旦的歌舞声乐、男女情事中麻痹自己,可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仅能给他换来短暂的欢愉,而过后词人敏感、细腻的本性却令他品出一丝愁苦的滋味。
  
  (二)后期:托旧梦吟哀愁
  亡国前,李煜是南唐国主,虽“名不副实”,且大势已去,但对于一个中国古代的男子来说,他毕竟获得了非常人所能有的一种高峰体验;亡国后,他被宋俘虏,成为失去自由且受尽侮辱的阶下囚,可以说从反面经历了另一种高峰体验,它们相较而言犹如天上人间,惨痛自也超过常人千万倍。因此,这一人生变故使得他更深刻地认识到虽有“无限江山”(《浪淘沙令》)“南国芳春”(《望江梅》)却是“见时难”(《浪淘沙令》)“朱颜改”(《虞美人》);虽有“玉楼瑶殿影”(《浪淘沙》)“车如流水马如龙”(《望江南》)却也是“空照秦淮”(《浪淘沙》),恨其在“梦魂中”(《望江南》)。
  如《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这首词语言晓畅、感情真挚。蔡橼在《西清诗话》中说:“后主归朝后,每怀江国,念嫔妾散落,郁郁不自聊!尝作长短句:‘帘外雨潺潺’云云……含思凄惋,未几下世。”[‘3‘”“’后主巧妙地以“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写出现实的残酷,把处境的艰危以及寄人篱下不敢稍有放任的辛酸悲苦一任道来,所谓“独自莫凭栏”,不是他不能凭栏,而是不愿凭栏,是为避免思见故国而勾起无限伤感所采取的一种克制行为。所以,生发出了“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慨叹。
  几年的囚徒生涯,使整个世界在李煜眼中失去光辉,并陷入了另一个迷梦中,梦一样的往事再现,更使他备觉当前如梦般遭遇的不幸,同时这梦一样 160的遭遇,又逼着他去追忆如梦的往事,这种过去和现在交织成的苦闷,使他不得不到梦境中去忘却自己,于是也就凝成了“转烛飘蓬一梦归”(《浣溪沙》)。
  总之,李煜后期的词作中,命运的巨变成为这个天真而又纯情的君王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他几乎不知该抓住什么来给他这浮萍的人生以一点点安全之靠,所有一切都如流水般飞逝,那落花,那“晚装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玉楼春》)的奢华生活,那“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菩萨蛮》)的激情和浪漫,都如“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去了;仅剩下“几曾识干戈”(《破阵子》)的悔恨,“往事只堪哀”(《浪淘沙》)的懊恼,“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的无奈,而潜在词中的一个个残缺的旧国之梦,则更加重了梦醒后深婉的哀愁,读之令人感慨万千。正如王国维所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开,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也。”[6](P17)
  
  二、酒意翻作愁肠
  
  曾被李调元评为“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1](P 1377)的李清照,这位“倜傥有丈夫气”1,3603)的词女不似李煜,她选择了“酒”来消解贯穿其一生的愁绪,以酒为催发剂,抛砖引玉地吐露心声,以便暂时摆脱封建礼教的压迫和生活坎坷 等带来的压抑。
  历来,人们都以“靖康之变”将李清照的一生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词主要抒发婚后与丈夫的离愁别绪,这若隐若现的忧愁消解在杯杯清香缠绵的淡酒之中;后期词因遭遇到与李煜相似的时代巨变、国破家亡,身世飘零的悲哀显得尤为凝重、沉郁,这一腔刻骨铭心、撕心裂肺的悲痛愁绪则成了盏盏浓烈醇厚的佳酿。
  (一)前期:借淡酒解情愁
  李清照出生在一个富有浓厚文学气息的士大夫家庭,父亲李格非耿介不阿,学问渊博,“尝言文不可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7](P13121);母亲王氏知书能文。因而她自小耳濡目染,备受熏陶,过着一种富足优裕的生活。清照十八岁嫁与金石考古学家太学士赵明诚,夫妇志趣相投,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还常唱和诗词,《金石录后序》记载有他俩“赌书饮茶”的生活情趣。正因他们的爱情生活非常幸福,所以离别自是极大不忍。在与丈夫分别的日子中,女词人写了多首词篇,向对方倾诉或自我咀嚼这份相思之苦,因而字字句句溢满愁情,但这“愁”是建立在美满生活基础上的情愁,表达出的是一种伉俪情深的真挚感情。
  如《醉花阴》中,重阳佳节,丈夫却远行。词人独守空闺,黄昏篱畔赏菊之时,那刻骨相思被酒催发,便化成了“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传诵千古的妙喻。细细回味这醇厚浓郁的生活佳酒,苦中有甜,甜中掺苦,却是由于情之真则愁之深所致。
  此外,“莫许杯深琥珀浓,未成沉醉意先融”(《浣溪沙》),相思之情随浓酒潜入了思妇心中;“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念奴娇》),在丈夫外出百无聊赖的日子里,酒虽是最好的打发时光、消遣烦闷的饮品,但仍不能抹去离别的愁绪;“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凤凰台上忆吹箫》),直露、浅显之语却写出了相思之浓,正乃“柔肠一寸愁千缕”(《点绛唇》)使然也。
  
  (二)后期:用苦酒浇怨愁
  南渡之后,国破夫亡的不幸降临在李清照柔弱的肩上,加上“玉壶颁金之诬”、再嫁复离等事对她的打击,这一切精神的磨难,千愁万绪,尽人词中,其辞情之悲苦可想而知。而酒则成了她暂时忘却悲惨遭际、出离于对丈夫的思念、出离于对故土的怀念的“忘忧水”。
  如“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鹧鸪天》)、“酒醒薰破春睡,梦远不成归”(《诉衷情》)、“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醉莫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蝶恋花》)等等。没有了青春年少时代的烂漫无忧,也没有了中年少妇时的闲雅多愁,有的只是家愁国恨的深悲惨痛,此时酒杯中剩下的只有苦酒了,借痛饮醉酒来暂忘现实的痛苦,李白曾有诗“举杯消愁愁更愁”,易安又何尝不是呢?
  她的佳作《声声慢》哀愁满目,成为言愁之绝唱。近人梁启超颇有心得:“这词,是写从早至晚一天的实感,那种茕独凄惶的景况,非本人不能领略,所以一字一词都是咬着牙根咽下。”[8](P104)经历过重重变故的李清照,在其中将精神上的巨大创伤和内心苦痛通过暮年萧索、孤苦无依的憔悴形象曲折婉转地表达了出来,其悲苦难言,无一处不是她饱经忧患后低沉的倾诉,无一字不是她历尽劫难后急促的忧叹,这一“愁”字怎可包容?于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这实际上是词人意欲借酒浇愁,摆脱苦闷,然而心中却已渗透了凄凉哀苦,陷人种种愁之氛围中,几杯淡酒又如何抵抗得了浓愁?于是最终禁不住发出了“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总之,清照的前期作品主要流露的是思念夫君的愁苦,她以女性独有的细致人微的感觉将种种离愁别绪表达得缠绵婉转、楚楚动人,是那种“男子作闺音”作品所无法企及的。“酒意诗情谁与共”(《蝶恋花》)无非是抱怨独自饮酒作诗的凄冷,不过也正因为独自一人,最终才有可能“酒人愁肠”,化相思为无尽的美满回忆,并将它随酒一起铭刻在心里,沉淀于词中。而后期因融人了其遭遇的深悲巨痛,使其词成了感时伤世的时代哀歌,寄托着对金兵野蛮入侵的血泪控诉,对南宋王朝君臣投降主义的愤慨,深沉地反映出了千千万万百姓无家可归的切身感受。于是“愁”越来越浓,越来越苦,亦越来越真;而“酒”也加注了易安对人生的感悟。所以,对“愁”的宣泄使易安的饮酒具有了更丰厚的文化底蕴,也正因为“酒”的渗透才使易安词中经典的“愁”有了更精细的刻画。
  
  三、个性结出异葩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瓯北诗话卷八?题遗山诗)国亡家破促成了李煜哀婉的愁词,而若没有社会的大悲哀或许也不会出现李清照这又一个婉约派的词学大家。然而一代帝王的李煜何以用“梦”来消解他那无人可比的“愁”呢?而女词人李清照却对“酒”当歌,好不畅快,虽然其间孕育着的是浓浓的“载不动”的愁绪。
  这一方面是性格使然。李煜性情温和甚至于懦弱,早期的宫廷生活更是助长了这一性格缺陷,宋军围攻金陵时,他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宋兵戎相向。归宋后,他更不能畅所欲言。所以在灾难面前,李煜采取的是一种回避甚至逃避的态度,他的满腔愁绪只能借助虚幻的梦境来摆脱、消解;反过来说,梦也是最符合他个性气质、最适合他抒发情感的。而身为女性的李清照却性格豁达开朗、极富胆识。她敢说敢做,敢爱敢恨,敢于冲破常规陋习,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这支撑着她在困难面前绝不低头、退缩,虽其间亦有不可言状之悲苦,但仍可谓拿得起放得下。因此,她在自己营造的“酒国”中构思了更深邃含蓄的词境,体验词酒的“雅情”,从而把生活的一切愁苦凝成美的结晶,体现出自我的人生价值。
  另一方面与他们所受的思想文化熏陶有关。李煜出生于信佛的帝王之家,南唐烈祖、中主都崇奉佛教,精通佛理。到了李煜,随着国运的衰危,其更是崇信佛教,王国维曾说“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6](P18)。而现实生活给李煜大起大落的超常体验使其“如梦”尤为浓烈,因而欲将那一腔愁绪化解在“人生如梦”里。而李清照无论是在家还是出嫁后都是在有着传统浓厚的儒家氛围之中,父亲李格非、公公赵挺之、丈夫赵明诚都是官场上的人,履践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理想。这些自然影响着李清照,虽然古时女子不得言政,而李清照却敢于在诗文中表达自己尖锐明确的政治态度。如她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等诗句来赞美叱咤风云、宁死不苟且的项羽和具有雄才大略、力主反攻的政治家王导、刘琨,表明自己反对偏安、主张北伐的观点。其词中透露出的对社会动乱的反映、对故国故乡的眷念等,与儒家积极人世、忧国忧民的思想也密切相关。李清照有如此超俗拔尘的胆识,区区饮酒赋词之事,又何足顾哉!因此 在浓愁袭来之际,她勇于效古人借酒消愁,以滋解脱。
  最后,两位词人的“愁”情,各自悲剧性遭遇形成的原因不同,所以促使他们分别选择了不同的消解因素。作为词人的李煜,他的悲剧与其说产生于他的昏庸无能,还不如说产生于一种封建伦理政教责任带来的人生错位。这种错位不是李煜所能够左右得了的,而是根源于封建社会那种任人唯亲的世袭的皇权继承制。既经历了人生大不幸的李煜,在反省自己悲剧性遭遇的成因时又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他置身于生命无常的视角,将苦和恨看成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他自然选择用虚渺的梦,这种与其现实状况和文学都相契合的途径与方式来消解内心的“愁”情。而李清照,身为女儿家,却重视自身清高脱俗的独立人格。她曾以桂花喻己,自许为“梅应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的“花中第一流”(《鹧鸪天》);而且还有着不同凡响的男儿抱负。但清照毕竟是女性,封建社会的女子本是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开明轻松的家庭环境虽造就了她的才华,可男权社会如磐石般的重压,却带给她因自我期望值过高而现实又无法满足的苦闷。她的不幸和苦难其实根源于那个剧变的时代、动荡的社会,她的“愁”不过是她所生活的社会历史造成的无数悲剧中最为典型的一个,因而她在分析反省自己的亲身经历及亲眼目睹的悲剧性遭遇的成因时,很自然地置身于日常生活的视角,归结于那个乱离的社会。因此,要消解那一份份或相思之情或令人窒息的愁怀,无奈之中,有着开朗洒脱性情的李清照豪爽地举起了酒杯,用酒之形、酒之味、酒之魂渲染出了一片“愁”的氛围。
  然而梦也好,酒也好,依然无法消除词人心中那份凝重的愁绪。所以李煜的梦做了一个又一个,可最终还是没能在其中为自己那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找到一个安顿之所,紧承梦醒而来的是更为沉痛的悲哀――“觉来双泪垂”(《子夜歌》)。而清照一方面以“不如随分尊前醉”(《鹧鸪天》)式的旷达聊以自慰;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声声慢》)。
  李煜和李清照无疑是两个悲剧人物,他们的几多哀伤、几多忧愁、几多感怀均用自然率真的性灵付与词作,并以其为载体“培育”着“愁”这条缠绵藤。一支开出了如梦般的花朵,可越美越显其虚幻、凄凉;而另一支虽飘着酒香,却愈醇嚼之愈苦、愈涩。但无论怎样,他们给后人留下了一首首优美的词作,为大家所传诵、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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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戴庆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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