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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狼共舞14年、蒙冤20年的谍海健将|与狼共舞

发布时间:2019-01-10 15:32:15 影响了:

  袁殊,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湖北蕲春一个没落官宦家庭。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和情报战线上功勋卓著,是中共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多重身份长期打入敌人营垒,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忍辱负重,成功地掩护了潘汉年及其情报班子,为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历尽艰险,几遭不测,不顾个人的毁誉,是一位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的无名英雄。
  
  1931年7月,正当袁殊以满腔热忱为左翼文化运动奉献力量、投身反帝爱国斗争之时,中共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将他调到情报战线工作。从此,袁殊的名字从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
  10月的一天,袁殊接到潘梓年的通知,来到位于静安寺的一家白俄咖啡馆,潘汉年和他的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正在等着他。他们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式吸收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参加中央特科工作。
  当时,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共产党人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为了追求真理,袁殊毅然作出了这一政治抉择。
  潘汉年对他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今后要渐渐褪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入敌人内部。”
  王子春说:“在敌人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是危险的,你很可能被捕入狱,也可能亲眼看着组织成员被敌人严刑拷打,但无论怎样都不能暴露自己。你甚至可能永远背负反动罪名死去,但党是知道你的。”
  潘汉年接着说:“要终守自己的信念。一个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的事业,除了生命,还有更难的,是要毁掉自己的名誉。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我们就是要做这样的无名英雄。”
  潘汉年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经过两个多月的正式训练,袁殊掌握了进行秘密联络、传递消息等方面的基本技能。王子春耐心地帮袁殊梳理亲朋关系,袁殊想起有个表兄贾伯涛在国民党中任要职。
  贾伯涛是袁殊娘舅贾宝书的大儿子,由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担任过黄埔同学会会长,先后在湖北、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袁殊从不与他们来往,几乎忘记了这位表兄。王子春指示袁殊立即设法与贾伯涛联系,请求代为谋职。贾因袁晓岚推荐上黄埔的关系,很快便将袁殊介绍给了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
  王子春要求袁殊写个简历,强调“厌倦了左倾活动,想过安稳日子”的愿望。并让袁殊投其所好,准备一份“工作意见书”附上。吴醒亚看了连声称“好”,当即要袁殊加入他的湖北帮,为他打探社会消息。
  1933年,吴醒亚成立了CC系秘密小派别“干社”,与之对应的则是戴笠以黄埔学生为班底成立的“复兴社”。这两个法西斯组织以拥蒋反共为宗旨同时出现在上海政治舞台上。
  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任行动股股长的是李士群。李士群曾在上世纪20年代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被捕后公开叛变革命。王子春指示袁殊严密监视李士群的行动。最初打入吴醒亚特工组织时,给吴醒亚的情报完全由王子春提供,都是些无重大价值的情报,诸如西南派系联合反蒋内幕之类的消息。一次,在王子春指示下,袁殊利用胡抱一和王亚樵的关系,与程潜部队驻沪代表牵线搭桥,促成双方密谈,为吴醒亚立了一“功”。王子春让袁殊趁机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职业,以便开展工作。于是袁殊被介绍到“新声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新声通讯社”虽然是个政治色彩不十分浓厚的民间通讯社,但记者是无冕帝王,能上通天下达地,自由采访社会新闻。袁殊因此能经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内幕消息,同时,也有机会出席日本驻沪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在王子春的精心策划下,他结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外交官岩井英一。
  在党组织的精心培养下,袁殊迅速打开了秘密工作的局面,不仅成功地打入中统,还进入了日本外务省情报机构,为日后潘汉年在日伪时期领导对日情报斗争获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打入了军统,被委任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
  情报组少将组长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代表在庐山举行谈判,国民党被迫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为进一步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局面逐步形成,9月两党再度正式合作。
  一天清晨,戴笠突然亲临位于武康路的袁殊妻子马景星的私宅,要袁殊第二天9点去面谈,同来的军统上海区区长周道三留下地址后便登车而去。袁殊感到十分意外,立即向潘汉年汇报。潘汉年分析戴笠是要袁殊为他做事,认为“机会难得”,要袁殊趁机打入军统。
  淞沪抗战爆发后形势急剧紧张,国民党开始向大后方撤退。戴笠正在布置潜伏任务,急需懂日语的情报人员。杜月笙提醒戴笠,曾被军统逮捕过的袁殊是留日学生,有很多日本方面的关系,现在生活正无着落,不妨给他布置些任务。
  接受了潘汉年的指示后,袁殊如约来见戴笠。戴笠毫无客套,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袁殊按事先想好的回答:“靠老婆生活。”
  戴马上说:“那你就给我做事。”
  袁殊问:“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
  戴笠说:“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
  他向袁殊交代了工作,给了两项具体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将来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
  如此一来袁殊又打入了军统,被委任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虽然要接受一名军衔比他低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的领导,但他得以充分利用打入军统的机会开展情报工作,从事秘密地下抗日斗争。
  袁殊定期在善钟路拉斐德路口一家高级咖啡馆与潘汉年见面。除汇报军统内部情况外,还将深入“日本特别调查班”进行反侦的情况及时报告给潘汉年。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日本政府决定增兵上海。9月中旬派往上海的部队已达5个师团,近20万人。10月初,第一零一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又先后抵沪。日军企图迅速进入苏州河一线消灭上海北部中国守军。为配合守军打击侵略者,袁殊化装成日本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亲临日军阵地侦察。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置身于荷枪实弹的日本人中间,一边机智地应付着正在指挥部队的军曹,一边将日军兵力部署和军车调动情况记在心中。他顺利完成实地侦察任务,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为上海抗战立了大功。
  袁殊除肩负隐蔽战线特殊任务外,还以各种化名从事文化、新闻战线的抗日救亡工作。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时期,双方创办了一张文化界抗日统战性质的《救亡日报》。这张四开一张的报纸是在周恩来指示之下,由潘汉年出面与国民党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商谈,各出资500元开办的。我方由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创办伊始,在政策思想方面双方就存在着矛盾和斗争。郭沫若亲自采访和撰写的评论文章坚持团结抗战的大方向,国民党方面的周寒梅却千方百计要改动内容,在印刷发行上百般刁难。夏衍遂请袁殊出面斡旋。袁殊运用他的特殊社会关系,几经交涉,以“不要过分为难”等等理由劝阻了周,使郭沫若的文章得以全文刊登。为表谢意,郭老手书诗一首赠袁殊:
  猛论如虎贪击狠,狂寇而今已碰墙。十万健儿争死国,拼将碧血染疆场。
  
  在险恶的环境中,袁殊单枪匹马战斗在敌人营垒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潘汉年于12月中旬撤离到香港,行前向袁殊交代:今后通过刘少文与组织保持联系,但有关情报方面的情况仍只与他(潘汉年)单线联络。
  面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两股邪恶势力,坚守在孤岛的上海地下党困难重重,袁殊单枪匹马战斗在敌人营垒,环境更为险恶。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袁殊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与内外反动派角逐情报沙场,进行着一场极其特殊的生死较量。
  1938年夏,他亲自领导策划行动小组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在虹口本田纱厂后院有一个日本海军军火仓库,袁殊派人侦察后,发现只有一个当伙夫的外乡人可以自由出入。于是派“抗日铁血团”的王铁民化装成黄包车夫,以帮助买菜为名出面搭讪,一来二去混熟了。一天,袁殊将事先准备好的定时炸药交给王铁民,王将炸药藏在送给伙夫的菜筐内,由伙夫带进库房,并约好“晚上务必出来去相亲”。待到深夜,一声巨响把日海军仓库引爆,冲天大火划破夜空,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年末,他又组织了伏击汉奸、伪江苏省省长陈则民和伪大民会会长冯心如的秘密行动。
  1939年5月,戴笠电召袁殊到香港,嘉奖“行动小组”抗日有功。戴笠单独召见袁殊给予奖励,并布置暗杀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的任务。李士群投靠日本人后,杀了不少军统的人,戴笠对其恨之入骨,决心除掉他。
  在香港,袁殊与潘汉年单独见面,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潘汉年告之不久即将去上海。
  回上海后,袁殊开始着手策划爆炸汪伪76号特工总部事宜。他亲自画了地形图,派人从76号后面的菜地挖地道,正当计划实施之际,暗中投靠李士群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将他出卖。李士群将袁殊扣押在76号,拿出袁殊亲手绘制的76号地形图、爆破计划书,逼迫他说:“凡以武力反抗皇军占领者,一律就地处决。要么与我们合作,要么就地处决。”
  袁殊从容地对李士群说:“打仗有胜有负,今天我失败了,听凭你处置!”
  李士群见状,换了一副面孔,他拿来一堆钱放在袁殊面前,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并强调:“日本人一般是不收回死刑成命的。”
  袁殊立即说:“你为日本人办事,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
  李士群怔住,他知道袁殊有许多日本朋友,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按袁殊的要求去做:为他安排洗澡,端酒上菜,派自己老婆去袁家通知马景星送换洗衣裳。
  袁殊趁机暗示马景星去见潘汉年。马景星到潘袁约定见面的咖啡馆告诉潘“小袁出事了”,潘汉年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写了一个电话号码,说:“打个电话通知岩井救人。”
  岩井果然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为由,疏通渠道将他保了出来。
  
  为了党的情报工作褪去进步色彩,
  公开当上了“汉奸”
  
  抗战全国爆发后,由于全国人民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侵略者以武力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宣告失败。为继续实现吞并中国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以华制华”的侵略步骤,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加紧扶植汉奸政权,并在我根据地边沿搞两面政策,宣传“中日一体化”走“共存共荣的和平道路”。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阴谋和蚕食政策,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面,坚持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在敌占区建立“灰色政权”、办“灰色报纸”,以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经党中央研究批准,从香港、桂林、延安等地抽调人员协助袁殊组建班子,在上海宝山路938号对外挂上了“岩井公馆”的招牌(实则并不是岩井的公馆)。控制本部的主要人选均由潘汉年幕后选派:主任陈孚木是潘通过何香凝出面请来的统战人士,副主任兼主干由袁殊(化名严军光)担任,协助袁殊总揽人事、财务大权的翁从六(翁永清)、负责新闻出版编译工作的恽逸群(恽介生)、鲁风(刘祖澄)、秘书周静(唐埙)、电台负责人刘人寿(杨静远)等均是我地下党员。
  潘汉年周全地考虑到,对军统方面必须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说辞,不能割断联系。他让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由于王天木出卖,爆炸76号事败露,被日宪兵司令部判死刑。因岩井出面营救,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潘汉年派一位名叫张子羽的人到重庆去沟通戴笠的关系。戴笠当初启用袁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他“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所以正中下怀,遂托张子羽带来亲笔回信,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
  袁殊机智地取信于岩井,他对日本人搞“全面和平”的政治谋略进行反利用,巧妙地掩护了潘汉年等我方同志,以及设在岩井公馆内的电台。岩井消除疑虑,放手让潘袁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合作”。
  为了完成深入日伪获取情报的重任,潘袁默契配合串演了一场“戏中戏”,利用日方提供的方便和经费,拓展了我方在香港的情报战线。潘汉年在袁殊的保驾护航下,出入日伪如走平道。他从容地往来于沪港之间,暗中领导着他的情报班子,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狼”共舞14年的袁殊回到了党的怀抱
  
  1945年9月,党组织通过恽逸群通知袁殊做好转移到解放区的准备。与此同时,戴笠派先行人员王新衡委任袁殊为军统上海站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袁殊敷衍了几天后,便隐蔽起来。
  戴笠到达上海要亲自接见袁殊,王新衡在上海《申报》登“寻人启事”,也未见袁殊露面。 1945年10月7日凌晨,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华中局联络部的精心安排下,袁殊与翁从六、梅丹馨、李钦方分别来到兆丰公园集中,等在那里的交通员黄炜、王平带领他们分乘三辆三轮车向青浦驶去。平时这条路线的交通由一名女同志担任,这次组织上临时增派了一名男同志。交通员听说“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因此特别小心关照。一路上有时换乘小轿车,有时步行穿过乡间小路,安全抵达新四军淞沪支队司令部――青浦观音堂。由于《双十协定》的签定,淞沪支队必须北撤。他们又第二次转移,乘船渡江到达解放区的新港镇,当地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北撤部队,以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们,袁殊内心感到从未有过的欣喜。渡江后,袁殊一行接着行军去淮阴,华中局联络部部长杨帆亲自到码头迎接他到驻地,陈毅、饶漱石分别宴请他,欢迎他来到解放区。他还见到了左翼文化界的老朋友楼适夷、阿英、匡亚明、李一氓、冯定、吴克坚等人。14年来他与“狼”共舞,单枪匹马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为了完成掩护任务,必须串演反面角色,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要与敌人“合流”,难言的苦衷不能向任何人诉说……现在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大家庭。他向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提出,希望到延安去学习,饶说交通有困难,劝他留在华中局工作。
  到解放区的最初几个月,袁殊写白区工作经验、敌后14年自传,写汪伪、日特、军统内部材料,担任华中局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后负责国统区宁沪一带的策反工作。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建议,袁殊对外以他的亲戚为名改姓曾,秘密党员时期的党龄以后再算,现在以曾达斋的名字重新登记入党。
  1946年初,国民党确知袁殊到了解放区,军统下了通缉令,派一个连去苏州抄家,袁殊的妻子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从后门脱身跑回上海。南京一家小报出现了“袁殊病逝”的消息,一度在敌占区扮演反派角色的“汉奸”名字,从此便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1949年2月,北平解放。李克农亲自调袁殊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他随冯铉到北平报到。在国务院情报总署、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的日日夜夜,是袁殊一生中最为红火的日子。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专门从事日本问题的研究,定期为《世界知识》撰写有关日本问题的政论性文章。袁殊有着极好的口才,经常为部里的干部和年轻同志作报告,谈白区工作经验,讲有关日本问题,在部里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
  
  “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
  
  1955年,正当袁殊以充沛的精力、满腔的热情为新中国的情报事业奉献力量时,发生了“潘汉年案件”,他长期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以“反革命罪”受到株连,含冤入狱。
  1975年5月15日,在狱中度过20年零40天的袁殊告别了秦城监狱,被送到位于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64岁的他,以“不带帽的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学习和劳动改造,并被允许通过农场管理人员与亲属通信。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后,他即着手给原机关老领导写信,以“生命不息,绝不停步”的执著精神,请求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1977年5月,袁殊被准假25天回京探亲,终于与离别20年的子女团聚。20多年恍如隔世,他得知老母亲在1971年去世,第三任妻子在“文革”中受迫害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不免伤感万分;但看到儿女们均已成家,工作生活安定,又深感安慰。回到湖北后,他写了《遥想》诗一首:
  骸骨托付军山上,
  留于儿孙凭悼长。
  三春堤上莺歌柳,
  墓霭林前燕舞塘。
  草木百代凌霜劲,
  江流千载洗沙忙。
  盛世朝朝新曙色,
  故国风景更浓妆。
  他认为自己会在农场度过余生,订了一个坚持劳动、坚持学习、坚持节约的计划,从每月仅有的22.5元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订了《红旗》、《人民日报》、《湖北日报》、《考古》四种报刊。除了每日半天劳动半天集体学习外,晚上的时间他都用来阅读书报、写学习心得,还将狱中心吟默诵的诗句,凭记忆整理出来。
  1978年10月,袁殊第二次回京探亲。他到中组部递交了要求重新复查自己问题的信函,向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在儿子曾龙陪同下,来到原所在单位,当年的老同志接见了他,答应替他向有关领导转交要求重新审查问题的材料。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
  回到农场后,袁殊继续进行申诉。他在给儿女的信中说:“监狱里的审讯记录都是我赖以平反的依据……我的事看似复杂,骨子里两个字就能说明问题,政治上我对党问心无愧,这一点我死可瞑目。”他坚信自己能够得到平反,写下了《感愤》:
  万锤难裂百炼钢,
  千烁不破一天霜。
  风雪年年驱病劫,
  晨星旦暮洗寒光。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给袁殊带来了希望,但他却得了半身不遂。经治疗,病情得到缓解。
  1980年元月,袁殊尚未痊愈,便来到北京等待平反。文化界的老朋友姜椿芳、楼适夷、阳翰笙、梅益等前来看望,不仅帮他解决住房困难,还给予经济方面的帮助。袁殊原在单位领导专门派人送来生活补助费,并组成复查小组,重新复查他的问题。
  在等待平反的两年中,袁殊用已不灵活的右手,日夜伏案写自己几十年的社会政治经历。尽管刚从极“左”阴影中走出的人们,认识问题仍有偏颇之处,战争时期情报工作背景复杂、都是单线联系,但是袁殊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歪曲历史,不为了能得到平反而说违心的话。
  1982年9月,在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一个月,受“潘案”株连的袁殊终于得到平反。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党籍,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
  1987年11月14日,袁殊不慎骨折。几天后,肺部感染发炎,26日深夜零时30分在解放军 309 医院病逝,终年76岁。12月2日,国家安全部机关领导、干部数百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袁殊的遗体告别。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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