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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贤母子三人魔窟脱险记】 魔窟

发布时间:2019-01-10 15:32:52 影响了:

  编者按:15年前,《重庆晚报》资深新闻工作者贾昭衡同志,曾在老《炎黄世界》1996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报道了山城重庆解放前夕,在举世震惊的11?27大屠杀中,有32名革命志士和两名小孩从人间魔窟白公馆和渣滓洞成功脱险,文中有许多的《红岩》一书也不曾披露的惊险情节。文章刊出后,颇受广大读者关注,希望进一步了解详情。
  贾昭衡同志是位有心人,15年来他在报社专业工作余暇,利用各种机会,陆续访问了成功脱险的人士或其家属,写成一部共4万多字、充满血泪的《红岩志士杀人魔窟脱险纪实》,仍交由本刊发表。由于本刊目前暂出双月刊,篇幅有限,无法对这部精彩作品进行连载,只好忍痛割爱,由作者另行处理,只选择其中部分精华章节,加发多幅照片予以刊登。希望广大读者注意。
  1949年末,在震惊中外的重庆11?27大屠杀中,先后有34名革命志士(含两名小孩),竟然从高墙紧围、电网密布、岗亭耸立、特务成群的“人间魔窟”里,从枪林弹雨和熊熊烈火中成功逃脱,且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令人触目惊心、感叹万分的逃生奇遇。
  下面记载的是这34人中两名儿童――郭小波、郭小可和他们的母亲郭德贤死里逃生的故事。
  2006年9月,在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家属院里,当年从白公馆脱险的唯一成年女性、共产党员郭德贤老人,坐在家中客厅,平静地向笔者讲述了她一家三口万幸逃脱虎口的经历。这时,郭德贤已经离休多年,离休前她是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主任。
  郭德贤是1939年加入共产党的,因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当时,她身边正带着四岁的女儿郭小波和两岁的儿子郭小可,母子三人竞一起押解到重庆,先关押在渣滓洞监狱,一周后转到白公馆监狱。在监狱中,他们吃尽了苦头。
  1949年11月27日那一天,郭德贤母子三人是怎样逃出魔窟的呢?原来,关押在白公馆监狱里的共产党员陈然、刘国志(“志”为代替字,应该为一个“金”旁加一个“志”,电脑上打不出来――作者注)、王朴、罗广斌、郭德贤等,都是擅长统战工作的老手。还有杨其昌、周从化、王国源等民革的干部,见多识广经历十分丰富,极富有斗争经验。这些人没有放过任何机会,苦口婆心地劝导狱中那些尚可救药的看守,认清形势,弃暗投明。
  工夫做到家,一些过去干过一些坏事的看守确实有了一些悔悟表现。如河南籍少尉看守杨钦典,开始力所能及地为难友传书送报、寻医要药、延长放风时间。因抢劫军统货车而被关押在白公馆的“浑水袍哥”李育生,刑满后特务怕他出去泄漏狱内机密,便留他在白公馆伙房里打杂。此人经革命者教育后,也时常为难友们传递狱内外的消息。
  11?27大屠杀当晚,由特务杨进兴、雷天元组织,在白公馆外面惨无人道地屠杀了好几批革命者。当他们正想着如何屠杀剩下的19名包括郭德贤母子在内的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寄押的囚犯时,雷天元突然接到渣滓洞监狱看守长李磊打来的电话:“渣滓洞这边囚犯太多了,―下子处理不完,你们赶紧派人过来支援一下!”
  一向残暴的雷天元倒真顾全“大局”,赶紧带了些特务驱车匆匆忙忙赶往渣滓洞。临走时,他叮嘱杨进兴,暂时代管剩下的19名囚犯,待他们回来再处理。
  此时,解放军的炮声已在重庆市郊隆隆响起。生性狡诈的杨进兴,知道自己血债累累,万―被解放军抓住,十个脑袋也不够抵债的。他左思右想,剩下的囚犯反正不归自己管辖,还不如争取时间,早点逃命。于是,他揩揩血手,赶紧回家收拾好包袱,又赶回来领了赏钱,并指挥剩下的看守将二处寄押的16名男犯统统集中到楼下2室,女犯郭德贤及其两个孩子仍然关在楼上。
  做完这一切,杨进兴给还在渣滓洞的雷天元挂了个电话:“我们任务完成了,奉命马上撤离。你们寄押的犯人,请急速来人处理。”说完不顾雷天元好言央求,只让当天值日的看守杨钦典加上李育生留下照管,便带着一帮看守一哄而散,自寻生路去了。
  留在白公馆的杨钦典和李育生,见杨进兴一伙一走,哪里还有心思照管。见狱外还留有一个警卫排,二人一商量,就私下离开了白公馆,往监狱后面的歌乐山顶爬去,也想乘车往成都跑。可上山之后,既不见杨进兴一行,也不见来接人的车,李育生便对杨钦典说:“不如下山回白公馆,能救出些人来,也是我们眼前的一条生路。”杨钦典有些犹豫,说:“外面警卫排还没有撤走,弄得不好当场就有杀身之祸。”
  他嘴上这样说,心里还是掂量了―下,觉得李育生说的似乎也是眼下最好的办法。于是,他就和李育生一起摸黑下山,回到了白公馆。
  而此时,罗广斌等16名男犯被紧锁在楼下牢房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既不杀也不放,又不见有人来管,个个心里疑云翻滚。恰好,见李育生、杨钦典朝牢房走来,罗广斌便趴在窗口里将手一招,“杨班长,你过来。”
  待杨钦典来到跟前,罗广斌探出头问道:“把我们集中到这里,下面的戏怎么唱呀?”
  大概杨钦典还没有最后拿定放人的主意,便随口回答:“看守长临走交待,你们的案子都归二处,回头雷课长自会来人处理。”
  罗广斌平日里做工作时知道杨钦典他们并非铁板一块,忙不失时机地继续做他的工作:“你就不能给我们想个办法吗?”
  “想什么办法呢,连我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只能跟着逃命。”杨钦典忧心忡忡地回答。
  “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你能逃到哪里去呢?”罗广斌趁热打铁地给他讲起了形势。
  “不跑,又咋办呢?”杨钦典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罗广斌一看有门,忙说:“你把我们这些人都放出去,解放后,大家都可以证明你的表现。”其他难友也都过来接上话茬,配合攻心战:“你要乱跑,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难逃人民的法网。”
  杨钦典联想起平时难友们的教育,终于有些动心,但也有后顾之忧:“可我在重庆,连个容身之处也没有呀!”
  难友李荫枫一听,马上给他出主意:“生活上你尽管放心,可以住到七星岗我家里去。”
  杨钦典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立即拿定了主意,拿出钥匙,打开了牢门上的铁锁。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毅然打开牢门,不仅改变了狱中19个人的命运,而且也为自己打开了通往光明与新生的大门。
  见难友们急着想涌出牢房,杨钦典便小心地对罗广斌说:“大家不要急,待我上楼查看清楚,如果外面警卫排已经撤光,我就在楼上跺脚三声为号,然后我们先走十分钟,你们也马上分批逃离。”
  于是,杨钦典和李育生轻步上楼,往四周仔细观察一番,见警卫排确实已经撤光,便打开关押郭德贤母子三人的门锁,跺脚对楼下发出三声撤出信号。随后二人便溜出门,寻路进城去了。
  楼下,罗广斌见目的达到,万分欣喜。由于在狱中从来没有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而此时,他果断地向众人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分,以便有 条不紊地指挥大家撤退。他上楼又告诉郭德贤说:“郭姐,敌人已全部撤走了,赶快跑!”他又按老中青搭配,将难友编成五个小组,要求大家沉着冷静,互相帮助,服从指挥,分批逃离,并特意让周居正、李荫枫照料郭德贤母子三人同行。
  按照罗广斌的布置:不能出大门往山下的公路上走,因为那里的敌情不明,大家都要从厨房一侧的门出去往山上冲,一则有厨房作遮挡,二则山后的警卫排已经撤走,山林也可作掩护。
  但是,前面的小组没有遵守这一要求,以为顺大门前的石梯路下去就是公路,要好走得多,冲出去后便顺着石梯路匆匆下行。李荫枫在前头空手领路,周居正和郭德贤各背着一个小孩跟在后面。
  刚行至石梯路中段,渣滓洞方向的公路突然开过来几辆卡车。特务发现石梯路上有人,厉声喝问:“什么人?”
  李荫枫机灵地回答:“二处的。”
  特务追问:“口令?”
  李荫枫哪里回答得出,一时无语。特务知道不对,机枪顿时横扫过来。
  众难友们这才知道情况不对,迅速掉头,向身后山上撤退,后面几个小组自然也一齐朝山后冲去。大伙儿借沉沉夜幕的掩护,或隐身草丛,或潜入深水隐蔽自己。
  特务头目发现白公馆里的囚犯全跑了,立即逼着士兵牵着警犬,打着手电,上山搜索。可偌大一座歌乐山,凭这么一些士兵,要搜出这四散逃开的19个人谈何容易。况且解放军已兵临重庆,谁还有心思仔细搜查。敌人士兵也装模作样地转了几圈,瞎放了一阵空枪后,便一无所获地下山,然后回城复命去了。
  分散在歌乐山密林中的19个人,后来经过曲曲折折,全部脱险了。
  话说,郭德贤、李荫枫、周居正背着小孩和后面的难友掉头向身后的歌乐山上跑去,慌乱中,而周居正那几天正生病打摆子,面对飞来的弹雨心里一慌,便摔到在地,又滑进了路边深沟里。他背上的小波也摔了下来,不知摔到了什么地方。此刻,夜黑如漆,弹雨横飞,周居正在沟里急得乱摸了一阵,不见小波的踪影,眼见敌人下车向这里扑来,他只好沿着深沟向歌乐山上猛跑……
  其实,小波也摔到了小路旁的深沟里。只是她个头太小目标也小,加上懵懵懂懂不知道危险也不知道喊叫,想着法子爬上了沟旁的公路上。结果,不仅周居正没有发现她,就连向歌乐山上追击难友们的特务们,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小不点的囚犯。
  小波上了公路,哪里辨得了方向,于是便稀里糊涂地顺着公路朝山外走去。走了一段路后,她来到了原中美合作所的阅兵场(现在的歌乐山革命烈士斗争史实陈列馆处),天也渐渐地亮了。阅兵场上,停着一辆辆卡车,驻扎在这里的国民党士兵正隘慌地向车上攀爬,准备撤离。
  小波哪里知道其中的厉害,立即好奇地走近一辆卡车旁,呆呆地望着士兵们。这时,一个士兵发现了上身穿着一件破棉袄、下身穿着红毛裤的女孩,大概以为这是驻守这里的特务或者哪个长官的孩子,与家长一时走散了,便顺手将她抱上了军车。
  军车行驶了二十几里路后,进入了重庆市市中区。到了一个路口(现在的青年路口),军车停下,士兵们纷纷跳下车来,顺手也把小波抱了下来。也许是忙着执行任务,士兵们也就没有再管小波。小波见路口摆有一个卖柑桔的小摊,便不由自主的走过去,不声不响地蹲在了旁边。
  小摊摊主王素珍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见这个小女孩在摊旁蹲了半天也不回家,觉得有些奇怪,便问她:‘小妹,你家在哪里住呀?”
  小波哪里记得什么家呀,只知道住过的白公馆,于是回答:“在白公馆。”
  王素珍只知道住公馆的不是当官的就是富翁,根本就不知道白公馆是关押革命志士的监狱且刚刚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大屠杀,心里不免嘀咕:住公馆的娃娃,怎么穿得脏兮兮的呢?
  暮色渐起,王素珍要收摊回家了,见这个小女孩仍然没有回家的意思,便关切地问道:“恁个晚了,你啷个还不回家呀?”
  小波哪里晓得什么家,便可怜巴巴地眨了眨眼睛,没有吭声。王素珍见状,动了恻隐之心:或许,这孩子是走丢了,找不着家吧!于是,她走过去把小波拉起来:“走,跟阿姨回家去。”
  到了家里,王素珍和丈夫一起给小波洗了个澡,换上了干净衣服,又和全家人一起吃了饭,随后挤着住了下来。那两天,听说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到处都在搞大爆破,王素珍夫妇也不敢出去做生意了,带着小波和自己的儿子躲进了附近的防空洞。直到11月30日,解放军进了重庆城,他们全家才放心地回到家中。
  再说郭德贤母子。当晚转身奔向歌乐山上后,大多数难友们不一会儿就跑散了,郭德贤母子身边还剩下李荫枫照应。由于身体虚弱,加上要照应这时已3岁多孩子,两个大人都跑得很慢。郭德贤见状,立即对李荫枫说:“算了,你不要管我们了,快点跑,如果找到组织,赶快汇报,敌人昨天晚上杀了我们这么多的同志!”
  然而此刻,李荫枫哪里肯丢下母子二人。郭德贤有些急了,执意劝说:“象恁个跑,目标也大,可能我们几个一个也跑不脱。没人回去给组织汇报,组织上啷个晓得昨晚发生的情况?”好说歹说,李荫枫才勉强离去。
  所幸特务很决停止了追击,郭德贤带着儿子跌跌撞撞在密林中穿行,上到歌乐山山顶时,已是凌晨。见歌乐山顶的成渝公路上难民成群结队,她便带着儿子混入其中,边走边注意打听消息。11月28日傍晚,又累又饿的她走过白市驿镇后,实在走不动了,看见公路旁有一个茅草棚,便走过去打探。见棚里有一个老婆婆,郭德贤便恳求道:“婆婆,我在城里做点小生意,想往成都去,能不能让我和娃儿在你这里住―下?”
  老婆婆见母子二人疲惫不堪,十分可冷,立即答应下来,并先后给了她们一些吃食。那两天,住在茅草棚里,郭德贤随时都关注着公路上的动向。
  11月30日,郭德贤坐在茅草棚门口,突然发现公路上出现了一队解放军士兵。他们快步如飞,像是在追击逃窜的敌人。这可是盼望已久的亲人啊!郭德贤惊喜万分,当下立即冲到公路上,拦住了一名解放军士兵,并简要述说了自己的情况。那士兵一听,立即告诉她:“现在白市驿机场已经解放,那里有我们的人,你赶快到机场去吧!”
  郭德贤立即返回茅草棚,抱起儿子,谢了老婆婆,大步流星回身向白市驿机场奔去。到了机场,占领机场的解放军官兵听了她的情况介绍,立即用电话向市区有关部门联系。没多久,相关部门立即派来一辆汽车,将郭德贤母子接到了市区“脱险同志联络处”。
  安顿下来后,郭德贤急切地向已经脱险的罗广斌等人打听小波的下落,可是谁也无法告诉她小波的消息。
  那天晚上,罗广斌和跑在一起的难友周绍轩马不停蹄地翻过歌乐山,来到了附近的白市驿。曾为川军爱国将领的周绍轩,有一位当过团长的部下的家就在这里。两人藏身于此,直到重庆解放才赶回市区。此时,看着 郭德贤因见不到女儿而心急火燎的样子"罗广斌只得撒谎安慰她:“重庆刚刚解放,城里头十分复杂,我们暂时把小波安顿在乡下了。”
  其实,党组织这时也十分着急,马上组织重庆大学、湘辉学院等学校的学生到大屠杀现场去寻找,甚至连附近的草丛都搜了个遍,也不见小波的踪影。无奈之下,罗广斌只好将周居正在敌人机枪扫射时与小波跑散的实情告诉了郭德贤。郭德贤一听,当时就急得昏了过去。本来,女儿已经幸运地逃出了魔窟,结果又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作为母亲,她怎能不急呢?
  而周居正,心里总为没能保护好小波而内疚万分,便一直没好意思来见郭德贤。
  各学校的学生们没找到小波,又热心地到处张贴寻人启事。结果,住在磁器口的―个居民报告:11月28日凌晨,从歌乐山撤退经过此地的国民党军车下有一个穿红毛线裤的小女孩。
  这条线索太重要了,说明小波仍然活着。重庆地下党负责人肖泽宽当即果断决定:立即到《大公报》上刊登寻人启事。
  这天,王素珍又带着小波到老地方摆摊。正巧,水果摊旁边的墙上贴了一张《大公报》,不断有人前来阅读。听到一些人在议论国民党特务在白公馆、渣滓洞枪杀了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有一个脱险者的小女儿失踪了,至今没有下落,王素珍心里咯噔一跳,赶快跑过去把报上的寻人启事细细地读了一遍。而后回过身来问小波:“你是不是叫小波?”小波点了点头。王素珍又问:“你是不是从白公馆里跑出来的?”小波又点了点头。
  王素珍又惊又喜,当下叫来丈夫,抱起小波就往临江门“脱险同志联络处”跑去。
  由于监狱生活严重损害了郭德贤母子的健康,那几天,她们一直在招待所里接受治疗。12月4日,郭德贤刚输完液回到房间,忽然听到外面有同志兴奋地大喊:“郭德贤,快点快点,你的娃儿找到了!”郭德贤听到后想也没想,一阵风似地冲出屋子,果然见到一对陌生的夫妻怀里抱着的孩子正是自己的小波。她扑过去抱过孩子一阵狂吻,逃出劫难终于重逢的喜悦,使得她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
  对于救了自己女儿的恩人,郭德贤真想好好地报答。可是此刻,母子三人几乎一无所有。幸亏组织上想得十分周到,奖励了王素珍一套崭新的棉军装外加十块银元。
  此后,郭德贤和王素珍一家成了经常来往的好朋友。1953年,王素珍夫妇感到城里面的生意也不太好做,加上听说回家乡可以分到田地,于是便举家迁回了四川遂宁农村。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王素珍在丈夫去世后,到重庆一个姐姐家做客,几经周折,又打听到了郭德贤的住址。得知王素珍在农村生活得十分艰难,郭德贤尽自己最大可能给了她一些经济帮助。以后,只要王素珍来重庆,郭德贤除了从经济给她一些帮助外,还总会像亲姐妹一样亲亲热热地唠起家常……
  或许是苍天庇佑,才使得郭小波阴差阳错,幸运地避免了白公馆里“小萝卜头”和渣滓洞监狱里的“监狱之花”等孩子那样的悲惨结局。
  后来,郭小波在党的培育下,健康成长,在校学习成绩很好,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1966年被分配到天津冶金研究所,工作作出了成绩,最终担任了高级工程师,直到近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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