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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习老二十春]

发布时间:2019-01-10 15:32:40 影响了:

  编者按:在建国60年纪念即将来临的日子里,人们不禁想起为推倒“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而浴血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久蒙冤屈,无端坐牢、下放17年的习仲勋同志。而他在解脱后,壮志弥坚,赤胆忠心,奋斗不息。南来广东抱着“奋力为党工作,抢回被浪费的时间”的理念,带领南粤人民实行改革开放,举办三个特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做了大量的影响全国全局的工作。他主政广东仅仅三年时间,而因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得到解脱的广东干部群众竟达20万人,这的确给广东人民办了一件功德无量、恩惠深远的好事。习仲勋同志的一生是建国60年历史上一座霞光四射的星座。
  本文系张志功同志所写,他在习仲勋同志身边先后工作了20年。记下的点点滴滴,都是真实可信、珍贵无比的材料。此文曾在本刊内部发行时刊登,但当时读者有限。本刊乘此纪念建国60周年之机,予以重新刊登,并配上多幅珍贵彩色照片,图文并茂,以飨广大读者。
  
  岁月易逝,回顾我在老领导习仲勋身边工作20年的日日夜夜,不禁浮想联翩,感慨万端。
  1950年3月,我在西安由青年团西北工委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给习仲勋当秘书,直到1964年。由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党内斗争的原因,他被无辜戴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随后下放到河南洛阳,我则全家下放到山东济南。从此我们天各一方,分开了14年。1978年4月他任广东省委书记,重又把我调到他身边继续当秘书,直到1984年5月。我内心一直深深感激老首长对我的莫大信任和关怀。我的成长与他的言传身教、亲切教导是分不开的。
  在这前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的职务变动过许多次,但是不管他工作怎么变动,担任什么职务,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会副主席,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一直称他习书记。20年相处,他是我的首长,是我心目中的好书记,又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建立了革命的深情厚谊。他的几个孩子自小就亲切地叫我张叔叔,长大工作了,也依然叫我叔叔,亲如家人。这20年是紧张战斗的20年,也是我与习书记亲密合作不断学习进取的20年。
  我初当秘书的职责是收发文电、抄写文件、处理群众来信、接待来访,后来又兼管生活及保卫,参与起草文件等。多年相处,深切感到他忠于党中央、忠于党的事业,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干部和人民群众极端地热忱。
  在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他是周恩来总理的好助手、好管家,无论大小事情,方方面面,凡安排会议、处理文件、解决问题等等,只要经过他的手,都办得妥妥贴贴;起草文件、写讲话稿,更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甚至文件发出去了,还在思考有无不妥之处,有时竟要我取回来重新改过,周密仔细到如此程度!他一贯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博得了周总理的赞许。后来,他在担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省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都始终保持了这种优良的工作作风。
  
  待人以诚广交朋友
  
  他一向对人诚挚宽厚。不论在西北、在中央,还是在广东,他在工作中结交了各族各界各阶层的许多朋友,特别是不少党外知名人士,如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邓宝珊等,还有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上层人物,如十世班禅大师、黄正清、喜饶嘉措等,真正做到同他们坦诚相见,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成为挚友。大家一致赞誉他是统战工作的典范。
  原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先生,是他的陕西老乡,又是老朋友,一次去家里看望他,新上岗的门卫战士不认识,被挡了驾。这位老朋友进去后先不说缘由,见面头一句就对习书记略带讽意地说:“贵府真是侯门深似海啊!”习书记起初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当弄明白是门卫慢待了他时,当即向他赔礼道歉,两人一笑了之。
  建国初期,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的党外人士余心清先生,和习书记共事多年。1958年秋,余心清和周总理的秘书许明、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丁乃光等一起去西北几省考察,一路深入基层、开会座谈、听汇报、参观工农业生产。习书记对“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浮夸风、瞎指挥,很有看法。在批评这方面冒进蛮干的同时,也对地方工作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文革”初期,余心清被造反派当成“牛鬼蛇神”揪斗,不仅身心受到摧残,人格也受到莫大的侮辱,终于不堪忍受而愤然自杀。事后习书记非常惋惜地对我说:“余心老是一位跟着党走的高级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为人正派。‘士可杀不可辱’,他哪能受得了那种侮辱呢?我那时要是在北京,开导开导他,兴许就不会走这条路了。”
  习书记的一位亲密战友,曾因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尽一致,一度疏于来往。但习书记却与人为善,不计前嫌,宽容大度,从不说人家一个“不”字,反而总是念叨他的长处和优点。当这位战友病故时,他不仅亲往吊唁,沉痛哀悼,而且亲切慰问其家属,帮助妥善处理后事。至今许多党内外朋友谈起习书记,都念念不忘他们合作共事的旧情厚谊,并异口同声地称赞说:习书记是个好领导。
  习书记不仅在国内广泛地联系和团结党外人士,模范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还把统战工作做到国外。1979至1981年,我跟他几次出访澳大利亚、美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在各国海外侨胞举行的欢迎宴会和座谈会上,他畅谈国内外形势及祖国的日益繁荣强大,讲爱祖国、讲大团结及祖国统一的必要性,并欢迎海外侨胞回大陆观光和投资。1981年,到瑞典出访时,适值“台湾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在那里召开“欧洲华侨代表会议”,他认为这是作国民党工作的好机会,便让华侨代表给毛松年捎信说“如果毛松年愿意见我,我乐意见他,谈两岸三通,谈和平统一什么都可以谈,都是中国人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和平统一祖国的博大胸襟。
  
  爱护干部平易近人
  
  他体贴关心干部,无微不至。对犯错误的同志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真心爱护,热情帮助,从不整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工作中,他保护了许多干部。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曾有人攻击说他包庇“历史反革命张某某”,袒护“特务王某某”。历史验证全不是事实。
  原青海省省长孙作宾,也是一位革命老同志了,1957年被打成“右派”,降为省图书馆馆长,情绪低落。在那个年代,党要求人们要同“右派”划清界限。出于保护自己的原因,大家都怕与“右派”分子接触。在他处境极为困难、急需人帮助的时候,习老于1958年来到青海视察工作,特地不避嫌地看望了他,给了他以莫大的精神安慰和鼓励。
  “文革”期间,西安造反派把习书记从洛阳揪到西安批斗,一度关在西北大学。1967年夏秋之际,陕西师范大学红卫兵把我从济南也揪到西安,要我配合他们提供习书记的所谓反党材料。一次,西安某个造反派组织在陕师大礼堂召开“拼刺刀会”批斗习书记,把我也带到会场。红卫兵不懂政策,一味蛮干,胡批乱斗,他们硬要习书记交代“反党”罪行。在场有的人揭发习仲勋1959年率团出访苏联会见赫鲁晓夫,并质问“为什么赫鲁晓夫要见你”,以后又到东德拿望远镜?望西柏林,有里通外国的嫌疑;还揭发习书记家里设有秘密电台等等,逼他当场表态交代。习书记辩解说:“出访苏联会见赫鲁晓夫、在东柏林?望都是事实,但绝无里通外国和私设秘密电台之事。”造反派听了很不满意,既呼“打倒”,又喊“砸烂”,不依不饶,万般凌辱。我亲眼目睹了这次“拼刺刀会”的全过程,不禁心酸落泪,痛心疾首,向天发问:习书记老革命何罪之有?竟受这般侮辱。事后,习书记对红卫兵小将不但无怨无恨,还开脱说:“他们年轻幼稚,革命道理懂得不多,单凭一股热情,容易受蒙蔽上当,不能怪罪他们。”对于当场揭发问题的人,习书记也不计较,并帮助他解决困难问题。这反映了一位政治家的大度和宽广胸怀。   同志有病住医院,无论是同级或下级,他工作再忙也要抽空去探视慰问,处处体现党的关怀和温暖,大家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他善于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心里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谈,毫不拘束。过去的战友、同事,基层的干部群众,凡是到了北京或者广东,他都挤时间热情接见他们;有经济困难的,特别是来自革命老区、对革命有过贡献的群众,还帮他们买票送上火车,并给以必要的补助。他把这看作是密切联系群众、了解下情的极好机会。群众称赞习书记官做大了,没有一点架子,一样平易近人。回忆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之所以带领部队能打胜仗,解放初期他领导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除了战略、战术和中央政策对头以外,主要还得益于他的为人和有一个良好的群众基础。
  
  廉洁自律不搞特殊
  
  习书记一言一行,很注意政治影响。他对自己、对亲属、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他的住宅已经很破旧了,硬是不让粉刷维修,家具、沙发、地毯陈旧了,也不让更新。他很注意节约,绝不铺张浪费。
  1958年春天,他和周总理、彭老总一起去河南三门峡,召集豫、陕、晋三省领导人开会,研究三门峡水库坝高问题。会后到三门峡、陕县、偃师县参观座谈,接见干部和群众,他一直在总理及彭老总的后面,有意避开记者镜头,不让突出报道自己,反映了他非常之谦恭。
  他讨厌摆谱,反对搞形式主义。几次出国访问,或是下基层调查研究,既不带警卫员,也不带医生护士,只带必要的工作人员。我跟他几次出差,都是身兼数职,既是秘书,又是警卫和勤务员。下乡时,不事张扬,轻车简从,只允许少数地方官员陪同,绝不前呼后拥,尽量减少地方麻烦。1958年秋,他到陕西省基层视察工作,代表国务院到蒲城等县探望下放劳动锻炼的机关干部。地方干部好心组织群众及小学生打着小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发现后非常恼火,严厉地批评他们这种做法,说干部搞特殊化是不正之风,此风绝不可长;又说他虽然“官”做大了,也只是一个人民公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兴师动众搞这一套。说得他们都不吱声,欢迎的人群也偃旗息鼓悄声散了。
  1978年4月他到广东任省委书记时,特别不适应酷暑,到了夏天,热得大汗淋漓。那时省委只有常委会议室有空调器,他的办公室及住处只有风扇,酷热难熬。澳门知名爱国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见此情景,就好心主动给广东省委送了三台空调器,指名分给习书记一台。省委接待处通知我去取回后,我以为习书记定能收下马先生的馈赠,谁知他坚决不同意接受,当即叫我原封不动地送回省委接待处,让装到省委会议室大家享受。他就是这样廉洁自律,不搞特殊化,与广大干部同甘共苦。
  1978年秋,习书记在广州开完干部会以后,随即到粤东地区搞调查研究,每到一县,都有县委书记、县长一班人远远地在边境迎接,最后离开时,县委原班人马又远送出境,好像是早已有的一种礼仪,大家不以为然,习书记却非常反感,认为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很坏,坚决制止了这种做法。
  在广东任职三年期间,习书记无论上班、开会、下乡,即使参加外事活动,一直坐的是一辆小面包车,机关给他配备豪华进口小轿车,他坚决不要。杨尚昆同志随后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时,也同他一样坐小面包车。两位老革命、老同志如此艰苦朴素,给广大干部作出了榜样。
  习书记初到广东时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时“文革”结束才一年多,千头万绪,百废待兴。既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又要狠抓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更要筹划改革开放,向中央要权,“杀出一条血路”,创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其中平反冤假错案,任务特别繁重。经习老筛过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竟有11大项之多。例如,复查平反“反地方主义”问题、关于“海外关系”和“黑六条”问题、关于反彭湃烈士事件问题、“李一哲”案件的平反问题、关于审理广东地下党和广东革命武装队伍问题、关于“文革”期间各地市县发生的重大事件问题,以及复查改正错划“右派”案件问题、落实侨务政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错综复杂、平反时阻力很大。如“反地方主义” 问题内部阻力重重,彻底平反十分不畅;“李一哲”问题虽然比较简单,但“李一哲”的成员的思想工作十分难做,习老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做他们的工作。我听到习老有一次对他们解释自己不能参加平反大会的原因,说:“我已经是66岁的人了,为了跟你们谈话,和忙于做给你们平反的工作,连续四个晚上连澡都没有洗了,你们要谅解老同志。”这番话使“李一哲”的成员十分感动,使问题顺利解决。习老在广东虽然只干了三年时间,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平反和解脱问题的干部群众竟多达20万人,这不能不说是一桩巨大的功绩。
  习仲勋同志的民主作风令人感动。1979年初,我收到大量给习书记的群众来信,有一封不署名信指名批评他“习以为常”,意思是他初来时劲头很大,后来雷声大,雨点小,政绩不突出。习书记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讲了这封信,表扬了写信人敢于进言的精神,他说批评对他是个鞭策,提醒他戒骄戒躁,更好地工作。习书记讲话以后,这件事很快流传开来。群众反映他作为省委第一把手敢于开诚布公作自我批评,说明他作风民主,心底无私,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广东省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结为友好省州。应新州政府总理的邀请,习书记率广东省友好代表团于1979年11月出访,返回时途经香港参观访问。按当时政策规定,每人可免税带一大件家用电器如彩电、电冰箱等,因为价格比内地便宜很多,那时出国人员都竞相采购。但是习书记在香港定了一条纪律,明确要求大家回去时带头不买不带任何大件家用电器,同志们都很自觉遵守,以致从香港乘火车到广州车站下车时,迎接代表团归来的同志及铁路工作人员发现我们13个人竟然没有一件大件家电时,都很惊奇,影响很好,一时传为佳话。以后他几次出国,仍是带头什么也不买,不仅大件不买,小件也不买。他坚决反对崇洋媚外,说国人一定要自尊、自重、自爱,要长志气;产品现时没有的,或者质量不如人家的好,承认自己落后,努力自强不息,奋斗10年20年就赶上去了。
  他当“官”几十年,从不谋私,不讲私人情面,不给任何人、任何地方批钱批物。一次,他的家乡“父母官”进北京找他要物资。那时物资很紧张,地方也穷,他坚持原则没有答应,并讲了为什么不能批的理由,地方官表示谅解,还说在领导面前上了一堂党课。
  他对夫人齐心同志一贯要求很严。齐心本人也很自觉、自爱,不因是首长夫人而自恃高贵,她不参与政务,却很支持习书记工作。与平民百姓一样,在生活上从不表现特殊,在工作上也不甘于落后。齐心在中央党校工作时,离家很远,一个星期回家一次,来去都乘公共汽车。难能可贵的是她在党校奶婴儿期间,为了避开下班乘车高峰,连续几年让保姆抱小孩提前坐公共汽车回家,待她下班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
  他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先后离开他时,大都被分配到边远贫困地区,两个警卫员,杨荫华去了西藏,卫焕新去了内蒙古,还有几位同志下放陕、甘。他们听党和习书记的话,没有挑挑拣拣,没有要求提高级别待遇,同首长依依不舍地话别后,都心情愉快地踏上了新的征途。习书记不因他们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就特意照顾和提拔他们,而是让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为人民服务。
  1979年,习书记除兼任广东省省长外,同时兼任广州军区政委。为了便于联络工作,军区领导请示他,希望给我在军区某个部门安排一个职务。他表示不妥,没有答应。他就是这样,毫无私心,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对秘书一向高标准严要求,从不封官许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因为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所以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也都严于律己,谨慎从事。我在工作中,有时难免没有领会他的意图出些差错,往往受到他极其严厉的批评,但都是中肯的善意的肺腑之言。由此总结经验,我才不断有所进步,有所提高。
  1979年冬,江苏省亚明先生等几位书画名家应邀到广州作客作画,由省委出面接待。闲暇时我也有一点欣赏字画的雅兴,那时我若是求一张名人字画,应该是很方便的,但我考虑自己是首长的秘书而没有启齿。在习书记一贯“严”字当头的影响下,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能自觉地时时处处以他为榜样,注意影响,遵纪守法。
  
  教育子女勤俭节约
  
  像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习书记的生活十分简朴,穿衣吃饭概不讲究。有几套毛料中山装只在会见外宾和参加重大政治活动时穿,平时就穿布衣布鞋。内衣、裤子破了,补了穿,舍不得轻易扔掉。平常吃饭主要是面食素菜,鱼虾很少上桌。饭菜只求可口,不太注意营养搭配,完全按北方人的生活习惯,招待来客也一样。全家平均月开支,是上世纪50年代中央领导人当中消费水平偏低的。我当时帮他管账,领工资及日常开支都经我手,孩子看电影、坐公共汽车用几毛钱,买一根冰棍花5分钱也向我要。我对他们花钱抠得也比较紧,有时甚至有点过于苛刻。因为我管钱,每一笔支出,哪怕是几分钱,我都要记账。月终,我把当月的收支流水账单送给习书记看。孩子们都怕自己用多了钱被爸爸批评,小小年纪就懂得自觉约束自己,自小养成了良好的节俭习惯。女儿桥桥穿旧了的衣服及鞋子,就传给近平和远平两个弟弟穿。弟弟嫌姐姐的鞋是花的,害羞不愿意穿,习书记就让用墨水把鞋面染黑了穿。时代不同了,拿现在的眼光看是过于抠门,但它确实体现了一种精神,蕴含着一种美德。至今姐弟几个聚在一起见我时,还常常津津有味地回忆起这许多童年往事。正是由于严格的家教和环境的熏陶,才使他们在“文革”时虽然被打成“黑帮”子弟,并分别到陕西农村插队或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战士,都能经受住考验和磨难,由此也锻炼和造就了他们,成为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材。
  
  生活多彩风趣盎然
  
  习书记平时除了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工作外,有许多项业余爱好,生活得很充实。
  他喜欢跳交谊舞。作为健身,每周六晚活动一次,有益于身心健康,消除疲劳,提高工作效率。他始终精神饱满,心情愉快,精力旺盛,坚持参加此项活动。那时文娱活动比较单调,所以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经常相约参加舞会,一来健脑强身,二来借此机会相聚,海阔天空畅谈。
  上世纪50年代,由于他主管中央宣传部和政务院文教委工作的关系,看文艺演出的机会较多,对京剧及豫、越、粤等地方剧都产生了兴趣,对家乡戏秦腔情有独钟。和戏曲界很多演员特别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常香玉等都很熟悉。他和周总理同著名剧作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是好朋友,同北京人艺及人艺的几位主要演员也很友好,常有往来,人艺一旦有新戏演出,必然邀请他们两位,他也乐于观看。
  习书记比较注意锻炼身体。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好的身体,就难以做好工作,生活也不幸福。下放洛阳期间,他每天早晚两次坚持徒步走几十里路。
  习老家住北京东城区交道口,中央一度改革警卫制度,撤走了警卫,我就跟他上下班。为了锻炼,从住地到中南海办公,来回途经北海公园,便顺道走进去,边走边看,步行半小时,走得他满头大汗却觉浑身轻爽。住宅院内有一小块空地,他和工作人员一起劳动,种了许多品种的蔬菜,一年下来还真收获不小,乐在其中。
  上世纪90年代初,习仲勋同志已是耄耋之年。经中央同意,他主要是在深圳休息,那里是他领头开创的特区。我每年都要去看望他一次,为他祝寿。他的住处挂了历届中央领导人和他的合影,还有不少名人字画和鲜花布满房间,十分温馨。著名作家、书法家周而复同志亲笔书写的寿联挂在墙上:室有芝兰春自韵,君如松柏翠常青。对习老而言,此情此景,十分贴切。饭后我俩促膝畅谈,从回顾他当年革命的故事,到谈论国际国内形势,又关心问及我个人的生活、家庭情况等,说长道短,亲如父兄。笑谈中,我静静地注视着老人,他长者般的慈祥和蔼常令我感怀不已。想当年,他驰骋疆场,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英雄气概,何等潇洒,又何等地威武!步入政坛,独当一面,辅佐总理,处理国家大事,指点江山,又是何等地游刃有余!
  
  蒙受冤屈壮志犹坚
  
  1962年的夏天,中央领导人都到北戴河开会去了,习书记留在北京,周总理要他“看家”。大热天,他忙着在主持召开一个全国性会议。北戴河会议后,紧接着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开会不久,风云突变,习书记正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习书记作为一位老党员,打从十几岁参加革命起,就一贯忠诚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竭尽全力为党工作。他万万没有想到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人提出:《刘志丹》小说是习仲勋主持写的,是为叛徒高岗翻案,并且宣扬习仲勋自己。康生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念了这个条子,习书记就这样被打倒了。这时,他犹如掉进了万丈深渊,百感交集,怅惘痛苦,无法分辩。
  八届十中全会进行到后期,一方面继续揭批习书记,要他检查交代,同时决定成立以康生为首的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另一方面,在9月25日突然对我实施隔离审查,实际就是秘密变相关押。由公安部一位科长深夜把我押送到东城区西总布胡同一幢三层楼房,怕我跳楼,还把窗户都钉死,通宵达旦开着灯,8名警卫人员日夜轮流看守。整个关押期间,我的家人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更不知道我的去向。专案审查委员会认为我跟随习书记多年,一定掌握了他大量的所谓反党言行,要我交代揭发。组织对我采取如此隔离审查的做法,我很气愤,又无可奈何。在长达近两年的关押审问中,我始终坚持原则,也是习书记多年言传身教的,就是做人处事一定要实事求是,要讲实话,讲品德,讲党性。
  关押期间,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多次和我谈话,重点审问习书记与《刘志丹》小说及小说作者李建彤的关系,旁及其他方面。我说我们朝夕相处十几年,我从没有听见他说过反党或者对党不满的话,更没有看见他做过反党的事,他是绝对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对《刘志丹》小说,我在回答专案审查委员会的诸多提问时,还讲了我个人的一些基本看法:
  一、《刘志丹》小说不是习书记主持写的。
  二、如果说小说的内容有什么问题,也只能由作者李建彤自己负责。
  三、习书记断断续续地看过小说的草稿,但没有系统地看完,即交给秘书田方,谈不上是审稿。其间曾向作者及几位老同志讲过一些意见,都是高屋建瓴原则性地正面引导,没有讲过于党、于人民不利的话。
  四、早在30年代,习书记与高岗就跟刘志丹一起闹革命,有过一段共同战斗的辉煌经历,但那已经是历史了。建国初期,高(岗)饶(漱石)联盟反党,党中央早有定论,习书记当时是举手拥护的。事过三年之后,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约他促膝长谈,还特别表扬和鼓励了他。
  五、习书记一向谦虚严谨,不事张扬。1959年他晋升国务院副总理,已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信任重用他。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上,他毋需指使他人通过编造小说来宣扬和美化自己。
  康生一伙指控习书记“反党”的三条罪状中,要害是替高岗翻案,主要是这一条,就在政治上把习书记逼上了绝路,这真是颠倒是非,莫此为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康生认定参与反党活动的不只是习书记一个人,而是有一个以习书记为头头的“团伙”,包括与习书记长期合作共事的贾拓夫、刘景范等一些老同志在内。全会成立了专案审查委员会,其目的就是继续往深里挖,一追到底。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断地审问我,习书记都和哪些人有来往,是什么关系,谈了些什么,有什么问题,等等。我说同习书记接触来往的同志很多,从党内党外、中央地方、少数民族及宗教的上层人物、文艺界人士、知识分子、劳动模范到亲朋好友,我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但我认为他们的交往大都是工作关系,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专案审查委员会或许因为我没有反戈一击,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图提供“炮弹”,就认为我是习书记的“黑爪牙”,内定不予重用。
  1964年5月,专案审查委员会解除对我的隔离审查,同时对我宣布:“目前习仲勋的案子还没有了结,党内没有传达,对外也没有公开,你出去后不便对外讲,为了保密,组织决定要你全家离开北京,下放山东。”面对这一决定,我别无选择,只有吞下这颗苦涩的果子。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待我,视我如同刺猬一样,不敢和我接触,乃至到山东分配工作时也处处受到刁难。因《刘志丹》小说一案而同时受到株连迫害的还有一大批干部和群众,更有批斗、逮捕入狱含冤而死者。
  康生精心策划企图把习仲勋打倒的这一罪恶阴谋,虽然得逞一时,终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时过16年以后,终于雨过天晴,党中央对习书记作了公正的评价,推翻了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所谓习仲勋反党一案的真相也大白于天下。
  尽管历史对他曾是那样的不公平,使他遭遇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使他的身心和人格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与玷污,但他对党、对毛主席始终没有任何怨言,对党中央、对党的事业坚信不疑。这正是他的不平凡之处。一般地讲,对错整的干部都是平反之后才给分配工作,唯独他则是先出来工作,一年之后才正式平反。1978年4月,他复出到广东上任前夕,党中央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他以充分信任和热情鼓励。到广东之后,他常对人说,耽误了我16年没有工作,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更加精神百倍地工作,紧张到甚至早晨坐在马桶上、晚间躺在浴缸里也看文件。在广东任职三年,他大胆地雷厉风行地抓工作,首先抓了拨乱反正,主持平反许多冤假错案;又狠抓了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抓了工业生产;特别是在中央支持下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为经济特区的设立,为广东的全面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平心而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之所以能够实行特殊政策,在改革开放方面先走一步,并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显著成效,为以后经济持续稳步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除了中央的关心支持、方针路线政策的对头,广东省各级干部及全省人民的努力奋斗以外,也与习书记作为班长,带领省委、省政府一班人齐心协力,团结战斗,是分不开的。
  习书记自参加革命之日起,几十年来,与老一辈革命家、与众多战友一起,忠心耿耿,并肩战斗,共同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他退居二线以后,仍同以前一样,继续执着地关注国家大事,联系群众,调查研究,批阅文件,处理问题。他就像一头秦川老黄牛那样,一天也没有轻闲过,耕耘不止,奋斗不息。正是: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
  纵观习书记几十年的革命历程,既有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之日,又有风和日丽、碧波粼粼之时;既有兵变失败的教训,又有打仗获胜的喜悦;既有风云突变、批斗受辱、身陷囹圄的怅惘和困惑,又有不畏艰难险阻,铁骨铮铮、坚贞不屈、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既有历经坎坷磨难、吃尽酸咸苦辣的伤痛,又有赤胆忠心、无愧于党和人民、深受群众拥戴敬仰、事业成功的欣然。
  回顾习书记的革命生涯,谦虚严谨、艰苦朴素、光明磊落、廉洁奉公、任劳任怨、忠诚于党、团结群众、爱护干部、实事求是、反对极左、堂堂正正做人、正正派派做事,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他的革命经历当中,熠熠发光,光彩耀人。
  
  (张志功:习仲勋原秘书,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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