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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榕【南国巨榕】

发布时间:2019-01-10 15:31:11 影响了:

  编者按:吴象是位“三八”式老干部、资深新闻工作者、著名“三农”专家。最近他撰写出版的《好人一生不平安》一书汇集了11篇怀人纪事的人物通讯,是他20年中陆续写就的。其中胡耀邦、彭德怀、李雪峰、项南等,都曾经是对当代进程产生过影响的党内领导人物,还有一些是吴象过去的领导、同事和朋友。他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凭自己作为过来人、见证人的党性和良知,从?个或几个侧面,由衷地讴歌他们高尚的思想品德和非凡业绩,真实地记述他们不幸的遭遇和坎坷命运。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极具史料价值的真实情节。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当代诗人邵燕祥均为此书作序,一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本好人写好人的好书。―本好看的书,―本值得一看的书。本刊从本期起,摘要刊登其中几篇,作为《好人一生不平安》系列报道。
  在《好人一生不平安》文集中,篇幅最长的是写项南的《南国巨榕》。这很自然,作为万里同志的助手,吴象与项南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和观察,有过思想感情深层次的交流,项南又是他心目中最崇敬的人物之一。依笔者读后感受,吴象这篇纪念文章所展示的一幕幕从振奋人心到触目惊心到令人院惜痛心的清晰历史画面,极具典型性和戏剧性,给人一种深刻的教育和震撼心灵的冲击力,难以忘怀又难以割舍。而且,读了吴的文章,人们还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任仲夷。因为任、项二老被选派到全国率先改革开放,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广东、福建两省担纲领航,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同在1980年底调任;同在5年内力排险阻,敢想敢闯,创造出辉煌业绩,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驱;同样因为思想解放,敢为人先,他俩一些言行,遭到种种非议、责难,受到不公正待遇;同样在退下来后,还热心公益事业,时刻关注改革开放大业的健康发展,为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积极建言献策,备受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就像美酒一样,时间越长越香醇。
  吴象写道:“项南最值得纪念的是他对改革开放的贡献,是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勤于思考又勇于实践,有许多卓越甚至超前的观点,得以实施并屡见实效、大效,对推动转型期的历史进步起到一定的作用。”项南刚到任福建,面对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风起云涌,而福建受到人为阻力,仍然动静不大的现状,工作千头万绪。他首先紧紧抓住这项“重中之重”,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而又实事求是、深入细致地顺应民情,落实中央新的政策,在短时期内使94.5%的生产队实行了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广大农民欢天喜地,各级干部对他的胆识、魄力、民主作风、工作精神有了初步体会。
  项南对福建“山多、海阔、地少”的眢情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强调这不是困难而是极大的优势,响亮提出“念山海经”的口号,突破传统农业的观念,探索发展大农业的道路,使福建农业逐步显出特色,走向繁荣兴盛。
  项南明确提出“福建经济要靠乡镇企业打头阵”。当苏南地区社队立足突破“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框框,变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之初,曾受到广泛的质疑和责难时,项南及时亲自率团到江苏参观学习,邀请江苏组团来福建传经送宝,并亲自组织连续举行大型报告会,大力开展宣传报道,认真研究具体政策、灵活措施加以引导。1983年在晋江县陈埭镇召开现场会,宣布乡镇企业“姓社不姓资”,热情赞颂陈埭是乡镇企业“一枝花”。在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潮流中,难免泥沙俱下,出现假冒伪劣。1984年夏他又召开金峰现场会,从城乡关系、产业结构的高度,总结了乡镇企业的“五个特点”: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务农转务工,工农相结合,城乡相结合。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坚持“靠乡镇企业打头阵”的方针,一方面强调乡镇企业本身要做到“五重”:重质量、重信誉、重信息、重科技、重人才。他特别语重心长地说:“既要护花,也要捉虫,捉了虫才能枝繁叶茂,花团锦簇。”使全省乡镇企业更健康地蓬勃发展,拥有700万人口的沿海地区农村经济出现新的局面,开始进入先富起来的行列。
  项南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先行者。1984年春,55名厂长、经理集体写信向省领导申诉,要求“松绑放权”。他见信当天,立即告诉《福建日报》,要求次日头条见报,并亲自代拟导语,称此信:“情辞恳切,使人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不能前进了的感觉……”《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加按语提出:“这封呼吁书提出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报导,国家体改委和国家经委邀请他们的代表赴京座谈,引起强烈反响。一个月后,项南又亲自执笔,为《福建日报》写了一条消息,说:“省委、省政府决定明中旬再开一次座谈会,对‘松绑放权’进行检查,有哪些权没有拿到手,还有哪几条绳索没有解开,是谁对放权松绑搞得好,是谁把着权不放,不给松绑。检查将指名道姓,找出促进改革的单位和个人,找出阻碍经济改革的单位和负责人,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摆脱企业对行政的附属地位。”此事轰动一时,对全国国有企业改革有重大影响。
  项南深知改革离不开开放,开放就是改革,越开放越能促进改革。1984年2月,邓小平同王震到厦门视察,项南陪同参观。项南提出两条建议:“厦门经济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144平方公里,建成香港那样的‘自由港’;全国沿海城市要相继开放,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样大胆的设想,连这位主张“杀开一条血路”的总设计师,听了也不免感到吃惊,立即问他什么叫“自由港”。项南说:“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运转,货币自由兑换。”接着分析了发展形势,提出了具体做法,小平同志频频点头,只说货币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再作考虑。不久,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后来又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实行某些特区的政策。这对全国的改革开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搞好扩大开放,项南主张先集中力量建设国际机场、海港码头、程控电话、大型电站,改造铁路,修建高等级公路,整治疏通内河港道,在全省建设“八个基地”,改善投资环境。八个基地曾被贬为“头脑发热”、“海外奇谈”,却一个又一个变成了现实。中国大陆第一条现代化全自动程控电话线,是上世纪80年代初项南在福州引进外资建成的;中国电机系统第一家中外合资的福田电视机公司,在困扰、停滞中经项南大力支持协助,1981年在福州建成投产了;厦门机场是大陆第一个大型国际机场,是项南力排众议,利用科威特贷款在1983年建成的;厦门航空公司是在项南倡议、支持下成立的第一家地方性的股份制航空公司;1083年在项南倡议下,福建果断地利用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贷款,建成福建第一支远航船队,现已走遍五洲四海闽南金三角迅速崛起、紧追苏南、温州、珠江三角洲, 成为全国注目的改革开放的亮点之一
  项南重视智力开发,特别强调“以智取胜”,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拘一格选拔干部,加快教育改革,加大教育投资,创办全国第一家私立大学兴办久被忽视的职业教育,培养了许多急需人才。福建是著名侨乡,项南排除种种阻力、困难,大力落实华侨、台胞政策。陈嘉庚是上世纪最受敬仰的华侨领袖,福建人引为骄傲,项南亲自撰写纪念文章,在集美学校纪念大会上讲话,情真意切,感动了很多集美的校友。他不惜精力时间,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终于为著名爱国华侨胡文虎平反,并发还了家产。此事在东南亚影响深远,激发了广大华侨、华人的爱国爱乡热情,形成了港澳台同胞踊跃回乡投资办学的大好局面。项南本人没有在海外居住过,也没有海外亲属关系,但在华侨、华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众望所归的人。
  项南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卓越的观点和超前的没想,逐渐为广大干部所接受,全省形势日益向好的方面发展牵动着众多受害者及其家属、亲戚、朋友的心,久拖难决的地下党冤案,也由于他独特的胆识和坚毅,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在1984年彻底、妥善地解决从此,全省党心齐了,人心顺了,福建腾飞有望了。
  从1980年底就任到1986年春离职,项南在福建工作了五年零四十三天,福建由相当落后的传统农区变为百业兴旺、充满活力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人均国民收入由全国第22位升为第16位,为大踏步前进奠定了基础。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过去在“左”的时代气氛下,项南命运多舛,屡受挫折、委屈甚至处分,半生处于逆境。改革开放他被委以重任,当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不知来源、莫名其妙的流言蜚语仍然时时伴随着他,对他造成不应有的伤害。难道这是历史上任何改革者都难以逃避的悲剧么?
  被掀起轩然大波,而且一直揪住不放的是“晋江假药案”。所谓“晋江假药案”,其实不过是晋江县陈埭镇涵口村几家专业户的假药案。该村几家农民办的企业,设备简陋,以白木耳充当感冒冲剂出售,不具有医疗效果,也没有卫生部批准的文号,应该说是假药,必须取缔:但并未发生任何医疗事故,更没有因此出人命事件,为什么闹得沸沸扬扬,导致要项南离开福建的后果呢?
  本来,1985年7月,项南得知此事,立即令地委、县委调查处理,又亲自到现场了解情况,督促检查。他采取果断措施,关闭所有制造假药窝点,销毁全部假药制品;他逐级检查了领导责任,并亲自在各级会议上作过5次检讨,指导晋江吸取教训,对乡镇企业进行整顿转产,问题很快妥善解决,没有对乡镇企业的正常发展造成更大影响。但是有的人硬是看不惯乡镇企业,一直认为项南讲的“乡镇企业打头阵”是邪门歪道、方向错误,抓住这个辫子上纲上线往北京告,竟惊动了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惊动了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成问题的问题就又变成一个大问题。省委第一把手支持造假药、卖假药,这还了得?!中纪委甚至为此向全国发了一封公开信,于是这个已经不成问题的问题,一次再次沸沸扬扬起来。写到这里,吴象感慨地说:如果说项南有什么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会“做官”,胸无城府,对党忠诚,对事业执着,对同志真挚,连一点防范之心也没有。等他感到有了问题,问题已经复杂化了。
  项南调离福建,回到北京不久,中纪委一位负责人便找他谈话。这时候最高检察院的文件已不再说什么“晋江假药案”,改称“晋江县陈埭镇制售假药案”。新上任的省委书也在常委会上明确提出:“不能把一个村说成是整个晋江……不能把这个案子搞成冤假错案,假上加假,然后再平反,主要还是要注重教育。”尽管如此,中纪委认为晋江地委书记张明俊应对此案负责,项南也有领导责任,要给“党内警告”处分。
  项南对自己有些不够妥当的话作了检讨和解释,但他义无反顾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决反对处分案件发生时还没来晋江工作的地委书记张明俊,于是谈话不欢而散。
  又拖了一段时间,中纪委又一位负责人找他谈话,把原来的处理意见又说了_一遍。项南平静地对这位负责人说:“你为这件事情,带调查组去过晋江陈埭镇,做过实地调查,你应该知道实际情况。”沉默片刻,这位负责人为难地说:“这件事情上面已经定了案。”项南仍然冷静地问道:“你们了解实际情况的人这样做,究竟是‘唯上’呢,还是‘唯实’呢?”这位负责同志无言以对,谈话再次不欢而散。项南在日记中写道:“不唯上,只唯实。准都会说,谁都承认是真理,但做起来谈何容易!”
  不出所料,项南可能要受处分的消息悄悄传到了福建。一些人认为闹事的机会来了,不光假药案,“念山海经”,建设八个基地,也议论纷纷。有人甚至认为:“前几年福建自由化泛滥,要搞什么‘自由港’,不拨乱反正不行。”省人大副主任温秀山对那些兴风作浪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便以个人名义给中央书记处写了封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信。他是南下干部,建国初期任过晋江县长,―直在福建工作,情况非常熟悉。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项南支持晋江发展乡镇企业是完全正确的,他对制售假药是坚决反对的。如果一定要省委承担责任,那么主要责任在我,因为我在省委常委中分管农业和乡镇企业。”
  这样的信,不能不受到中央书记处的重视。案件如此简单明白,竟要拿到中央书记处来讨论,可以充分说明问题不在案件本身,也不仅仅是福建有人兴风作浪。但是曾经为改革开放作出过许多造福后代、推进历史进程重大决策的这一届中央书记处,对这件区区小案竟然很难作出决定。尽管几位书记处成员都明确表示项南治闽有功,对此事也没有任何错误,但也有个别人持不同意见或背后竭力反对。总书记胡耀邦曾经顶住压力,平反了许许多多重大的冤假错案,此时却在两难中犹豫不定。他居高位,酸甜苦辣,实在有难言之隐。政治体制啊政治体制!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定了调,事情就很难改变的时代过去了吗?说什么、怎么说好呢?
  中央书记处几次认真讨论,最后的共识是“此案到此为止’。但没有用,1986年8月9日,中纪委还是给项南直接送去一份书面材料,维持原来的说法,要他签字表态。项南一条一条如实写了具体情况和自己不同的意见,放笔叹息:
  “有人明明是违反党纪国法的腐败犯罪行为,却以种种借口姑息迁就;对我这件人人都看得清的事情,却没完没了地纠缠,真是难以理解。”其实也不难理解,项南的一位老朋友,当时国内著名刊物《新观察》的总编辑就曾说过:
  “项南为人正派,一贯艰苦朴素,律己很严,那些人抓不到他的辫子,就在工作上挑毛病,即使不利用‘晋江假药案’整他,也会利用别的东西整他。为什么?因为他思想解放,一些言行触痛了‘左王’,打小报告的少不了。”转型时期就是深化改革与阻碍改革两种力量 反复较量的时期,不可避免地要有人为历史进步付出代价。但是毕竟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总算有了不同的声音,于是展开了一场莫名其妙、不见硝烟的“拉锯战”。
  接着,吴象如实地介绍了项南对他的一次家访,记述了项南前几天找耀邦说话的实情。不少人都了解,上世纪50年代在团中央,项南就是胡耀邦的左右手,是互相最了解、感情最深厚的战友,是无话不谈的知己。他去福建,耀邦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可能因为避嫌,项南―直没去找过耀邦。最后中纪委一直催他表态,他斟酌再三,才去找耀邦面谈,不料耀邦竟对此事无可奈何,却又说不出究竟。谈了半天,耀邦还是决定把不应该给他说的话不告诉他,便试着问:“你能不能作个什么检讨?”项南说:“检讨什么?!检讨不应该发展乡镇企业?!检讨不应该靠乡镇企业打头阵?!”耀邦为难地迟疑了半天,不停地用舌头卷动着上下牙,又说:“你不要激动,先反求诸己,总不能没有一点缺点错误吧。我的缺点错误比你多得多。”项南顶撞了他:“既然你缺点错误多,那么该处分你,为什么不处分你,要处分我?”项南向吴象转述这一段话时,情绪早已平静,还幽默地模仿耀邦用舌头卷动上下牙的动作,显得颇为可笑。但吴象实在笑不起来,只感受到耀邦沉重的苦涩和项南内心的激愤。项南和吴象又商量要向万里同志反映一下。项南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是写给小平的,希望吴亲交万里转送。吴象说:“正好我有事要找他,已经约好时间,明天就可转去。”后来了解到万里早已得知此事,并作过努力,但也无可奈何。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中这个小小然而荒唐的悲剧,看来已经无可挽回了。这绝不仅仅是对项南个人不公的问题,而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针对更高层的改革领导人来的。项南预感到耀邦的处境十分险恶,深深为中国改革的前景担忧。
  项南下定决心,要坚持实事求是到底。年终的一天下午,担任中纪委副主任的一位老领导约见项南。当话题转入正题,这位老领导劝说项南接受处分决定,并提示说:“你年龄还不算太大,签个字,事情就过去了,还可以安排工作么!”这话使项南十分反感,几乎要发作,但他终于忍住了,没有忘记对老人的尊敬,平静地说:“我年轻的时候,在团中央受过处分,那时候我虽认为自己没有错,还是在处分决定上签了字。后来党中央认为是冤案,批准团中央宣布给我平反。现在我是快七十的人了,不能再违心地签字了。”因此,中纪委坚持给项南党内警告处分,项南坚持不签字,到死也没有签字。从此不再受此事干扰,想通了就心安理得放下了,专心致志地读书、研究问题。
  可惜从容读书的好日子与项南无缘。项南是个热心人,闲不住的人,从1988年春到同年秋天,他终于经不起时任“三西”扶贫领导小组组长的林乎加和相关人士多次登门拜访邀请,答应担任扶贫基金会会长。从此,他又一心一意地把自己的晚年贡献给了中国的扶贫事业。吴象在列举大量生动感人事例后说,基金会这7年,项南比在福建的5年还忙、还累。一再因超负荷运转、身心疲惫而导致心脏病发作。但项南怎能安心静养呢?他是中央指定的《邓子恢传》编写领导小组成员之一,而另两位成员则于近一两年先后去世,全部任务压在他身上。他办事认真,对邓子恢这位同乡前辈又特别敬仰。除了基金会,时间精力都给了这件事。
  1997年11月10日,项南突然病逝。说是突然,吴象解释说,因为这天清晨,项南照常5点起床,活动活动筋骨后即审阅文稿。上午去医院检查。下午福州来人谈话。5点到王府饭店会见华侨朋友,共进晚餐。8点又到中国大饭店会见另一位华侨朋友,谈到10点,感觉不适,向监护他的夫人要药。站起来,水杯还没有接到手,猝然坐下,便与世长辞了。
  其实毫不突然,吴象惋惜说,医生一次再次提醒、劝告、警告、严重警告,要他住院,要他静养,要他少劳累,再次发作就危险了。所有这些,他都答应,都遵守,可是事情一来,他又笑嘻嘻地说服医生、说服家人去忙他的事了。他总是强撑着并且让你感觉他撑得住。要找他的人太多,他惦记的事太多,迟早会发生这样的事。几个月前党的十五大召开,他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亲自动手写了一份共有十条的发言提纲,言简意赅,针对性强。他念念不忘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命运,为此他一再呼吁要深化改革,要接受教训,继续扫除现代的最大阻碍――“左”;要讲真话。再不能报喜不报忧了。他说得多好、多恳切、多中肯啊!“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不正是项南最后对党对人民的精神境界么?!
  吴象满怀深情地写道:“南中国各省,有一种榕树……它高大的树干,屈曲的虬枝,茂盛的绿叶,使初见的人每每感到惊讶甚至震撼:一棵树的树冠往往会投下十亩浓荫,赛过北方一片小森林……榕树具有浓荫覆盖的树冠。奥妙不在枝叶,而在根须。这根须有极顽强的生命力,能扎入深厚的土层,即使没有深厚的土壤,不能上下延伸,也会变成铁枝铜杆似的网络或下垂的气根。项南正像一株榕树,一株改革开放的巨榕。他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心里装着人民,时刻警惕不脱离人民,毕生热忱为人民服务,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自认为是人民公仆,也无愧于这个称号。尽管风吹雨打,海啸台风的狂暴袭击,榕树仍会屹立高耸,成为巨大力量的象征,和大地同在。历久而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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